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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摩托看世界|穷人如何能呼吸到好空气?
治理空气污染必须靠政府,政府必须靠法制,法律的制定必须靠科学。
空气是最典型的公共资源,空气污染是“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经典案例,每个人都对空气污染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每个人都不愿意主动承担自己那份责任,而是更愿意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但是,富人们可以一掷千金买最好的空气净化器,而且一买就是好几台,穷人们却连普通口罩都不舍得买,这就是中国的现状。所以说,穷人要想呼吸到好空气,必须靠政府,必须由政府出面强制所有人为这件事负责。

如今某些政府官员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我不知道这些人说这句话时过没过脑子。什么事情重要到政府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解决?你想得出吗?反正我想不出。
举个例子:在这个雾霾污染严重的冬天,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去年年初山东省临沂市“铁腕治污”行动引发的大讨论?
事件回顾:2015年2月,临沂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被环保部华东环保督查中心公开约谈,之后临沂市政府在短短的10天内关停了57家企业,大部分是钢铁厂和火电厂等重工业企业,直接导致44007名职工处于待业状态。此事被央视曝光后引发了平面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大讨论,一部分人认为这种方式属于“休克式疗法”,造成的经济损失太大,不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既然执法就必须严格,否则达不到保护环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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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2016年中山大学演讲

张五常中山大学演讲
时间:2016年1月16日 16:00-17:30地点:广州 中山大学
以下是张五常教授演讲正文:
各位同学,我今天在这里作报告不是你们请我来的,是我毛遂自荐。在一个月以前,我的学生跟我说,想请一位北京的教授来谈经济,叫价太高,很头痛。我说我不需要钱,给大家讲讲。(鼓掌)没想到有这么多朋友来听,有的人说要我请吃饭,就无端端输了几万块。


你要谈到经济,一定要说中国经济的困难,同时要怎么处理,因为现在目前中国是困难。怎么处理呢?可以处理!但是我说的话,你们要听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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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不二方舟:言必称希腊还是言必称中国(九十六-一百)
  九十六、用科学历史观“认识你自己”
  我参加了去德尔菲的一日游旅行团。组团形式与国内相同,游客在各自的宾馆报名,早晨旅游车在雅典市内转圈,把游客凑齐,然后出发。世界各国的游客汇集一车去游玩,比较沉闷。国家、文化、语言、民族等等造成的差异,不容易让大家很快产生亲近感。但如果遇到突发事件,当大家共同面对困难时,可能会迅速结下深厚的友谊。
  德尔菲是古希腊的一个城邦,特殊之处在于古希腊人曾认为此地是世界的中心。相传宙斯在大地的东西两端各放飞一只神鹰,朝中心飞翔,最后它们相会于德尔菲。相会地点以一块巨石为记,名“脐石”,意指大地的肚脐眼。古希腊人以此向外层层画圆圈,不断在认识上扩张属于自己的领土。这与中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差不多,都是古人产生过的“野心”。认为自己所居之地为世界中心,是很多地方的人因知识局限所形成的简单认识,连南太平洋复活节岛上“孤家寡人”的居民都认为该岛是地球的中心。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本意就是居天下之中的国家,洛阳、嵩山一带就曾被认为是天地的中心。
  脐石所在地建有阿波罗神庙,可以发布神谕。古希腊能发布神谕的地点有很多,但德尔菲借世界中心之名,成为了特殊的宗教圣地,所以它的神谕最为著名。神谕等于中国的求签算卦,但是级别较高。公元前6世纪时,德尔菲的声誉达到极点。古希腊各处的人们纷纷来此,求助神谕的指点,甚至某些城邦为重大事件做决策也来求神谕。神谕发布有几个步骤,在神庙内,先由德尔菲的守护神阿波罗向女祭司发布旨意,女祭司在丧失意识的情况下以含混的语言向男祭司传达神谕,男祭司再将神谕翻译给祈祷人,并收取费用。对于神谕是否灵验以及其中是否存在经济利益链条,已经不必过分追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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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中国社会反科学思潮的兴起与危害

(本文系作者在2015年12月6日科学传播座谈会上的发言)反科学思潮在中国不是一个新现象,也不是一个新话题。我以前做过两次关于中国反科学思潮的演讲,第一次是在2003年中国无神论学会年会上,第二次是2004年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和中国无神论学会联合召开的关于科教兴国的研讨会上。当时我主要针对的是北大、清华、上海交大一些自称“科学文化人”的教师。他们号称搞“科学传播”研究,实际上是在反科学,还发过一个“反科学主义宣言”,所以我说他们其实是“反科学文化人”。他们当时说是每年要开一次反科学主义会议、发一个反科学主义宣言,不过开了两次就没下文了。这些“反科学文化人”也渐渐淡出公众视野。

十余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的反科学思潮并没有随着这些“反科学文化人”的淡出而消失,反而有越来越厉害的趋势。实际上,这十余年来,很多重大的社会事件,都有与反科学有关,比如反对转基因,反对水电,反对PX项目,反对建变电站,反对建手机信号发射塔,迷信传统医学和养生,否认全球变暖,等等,形式多种多样,就其实质来说,都是反科学。我们现在与反科学思潮的交锋,更多的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具体事件上的。反科学思潮已经严重地妨碍了中国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

反科学猖獗的主要原因,是公众科学素养太低。今年9月中国科协发布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说中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已经达到了6.20%,比五年前的调查结果几乎翻了一倍,达到了先进国家九十年代的水平。短短五年就能有这么大的改善,是很让人值得怀疑的,让人怀疑这样的调查结果更像是为了表明科普的政绩。科普工作是很难在短期内见成效的,怎么可能5年后就有如此戏剧性的改变?如果中国具备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已经达到了6%,中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实际结果可能比这低得多,如果有1%的中国公民具有科学素养,就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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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 中国文化与科学知识分子

饶毅: 中国文化与科学知识分子
  我是家里第五代知识分子
  无论是按照普通的定义,还是比较严谨的定义,我都是一个知识分子。最近两个月,为了鼓励我的孩子学习自然科学,我挖出了一个家谱,说我是家里第五代知识分子,他们一定要成为第六代。
  我小时候跟着母亲一起长大。我母亲的太公是清朝的举人,我母亲的爷爷还是清朝的举人,曾是京师大学堂1904年—1909年的学生。我算了一下,我是家里的第五代知识分子、第四代大学毕业生、第三代大学教授。所以我觉得,如果按照中国最简单的、以大学教育程度定义的话,我肯定是知识分子。
  我主要用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研究神经生物学问题,也就是研究大脑是怎么形成的、大脑是怎么工作的,甚至眼睛是怎么形成的、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线路是怎么搭起来的。换一种说法就是,我研究分析人打架的时候用到哪些分子,单养动物打架为什么比群养动物多,还做有动物男女关系的专业研究,看哪些分子参与这些行为。
  改革不能只改别人,不改自己
  在研究教学之外,从1995年开始,我多次回到中国,参与中国的科技和教育的工作,包括科技教育的局部改革。1999年辅助蒲慕明建立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方面第一个全面改革的研究所——神经科学研究所,这是科学院体制改革的一个先锋。在2004年底,中国决定成立一个在所有体制之外的全新研究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请了王晓东教授、耶鲁的邓兴旺教授共同担任所长,我担任兼职的协助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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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悼诺斯

张五常:悼诺斯
我认识的经济学者奇怪地长寿。自己还要多活几天才八十,诺斯却先走了。他享年九十五。朋友问我会不会为诺斯写悼文,我说会的,因为他欠着我,我欠着他,是两笔不可用金钱量度的账,不能加加减减处理,这里由我说清楚对将来写经济思想史的会有点帮助。深知我和诺斯的以往关系的还有几位健在,说错了他们还有机会纠正。
我是一九八二年五月离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到香港大学任职的。诺斯大约在同时期离开华大。在学术上分道扬镳是很普遍的事。然而,我离开华大约二十年后,竟然听到美国曾经有一个华盛顿(指华大)经济学派。再过十年听到曾经有这么一个学派,但失踪了。最近听到的,是起自西雅图的华大新制度经济学派今天还在。究竟有否出现过这个学派不重要——重要的是西雅图华大的经济系当年确实是擦出了一点火花,今天看可见经传了。
做学问要搞出一个学派是非常困难的事。哗众取宠或标奇立异的行为不会有作为。一九九○年,诺斯在一本书中提到:「交易费用这思考路向,从事者一致同意的只是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其他方面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我在这里发展的交易费用路向,称为华盛顿大学路向可能最恰当,其创始人是史提芬‧张。」诺斯是说有这么一个华盛顿学派,而中心人物是区区在下。McGee、Barzel、Kochin、Silberberg、Umbeck、 Hall等当年的同事也会这样说。我要在这里澄清的,是虽然思想主要源于我,但华盛顿经济学派的主要搞手是诺斯。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博士后我正式出道,诺斯还没有见过我这个人,也没有读过我的文章,却寄给我一纸终生雇用合约,职位副教授,年薪一万七千美元。知者哗然——我的老师赫舒拉发当时直言是过高了。一万七千究竟是多高呢?当时我在西雅图找到一间自己很满意的独立花园房子,海景无敌,作价四万六千美元。据说今天该房子之价逾百万美元了。可能因为当时西雅图的经济不景,房价相宜,但一万七千年薪当时是高过大部分的正教授。
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到了华大,几个月后诺斯找我,说:「正教授们刚才开了会议,其中Vernon Mund建议升你为正教授,大家投票的结果是一致通过,你要我怎么办?」我回应:「名头你们可以保留,但加薪我乐意接受。」他说:「我要说服院长呀!给我一些你的学术文章吧。」
我早就知道诺斯聘请我时没有读过我写的文章,这次他要我拿出升级本领的证据,就给他一篇十多页的、一九六八年在《政治经济学报》发表的题为《私产与佃农》的文章。「只这篇吗?」他有点不相信见到的。我回应:「还有其他的,但这篇应该足够。」他不再问,而我在华大工作了十三年,诺斯只这一次跟我谈及升职或加薪的事。
从今天的经济学衡量,诺斯是个很古的人。一九五二年获博士,主攻欧洲的经济史,今天经济学的曲线或方程式他是没有学过的。说实话,我认为他对历史的研究不够深入,而他对中国的史实不关心。诺斯的长处,是他重视思想,懂得判断一个思想的重要性,喜欢鼓励与维护一个思想的发展。他也喜欢把他人的思想搬进自己的文章,用另一个角度表达,如有问及,他从来不隐瞒思想来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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