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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历史书籍也可以这样令人着迷

原来历史书籍也可以这样令人着迷
最近看一些关于明史的资料,很入迷。这些资料主要是:
《中国人史纲》(柏杨):柏杨于1968年至1977年在狱中写成。主要从人性的角度分析历史,对人性的分析非常透彻,明清史部分写得尤为精彩。本人认为,读完本书,对中国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国人的国民性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从制度和技术层面分析历史,严谨而深入。使人慨叹在西方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学者的确不同凡响。为写这本书,作者仅仅阅读《明实录》就花了两年半的时间。

《袁崇焕评传》(金庸):以人物性格为切入点,评述当时的一系列事件,观点新颖而又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虽然当中注入了作者强烈的个人情感,但由于所用资料均来源于史书,故读者仍觉严谨。加之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这篇史学评论给人一种深深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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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秩序缺失的一些例子

基础秩序缺失的一些例子
基础秩序缺失清华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提及最多的观点,他一直认为我们通常一遇到问题就爱说的“某某制度不完善”是不正确的,他指出,我们的很多制度其实都比较完善,但往往由于基础秩序的缺失,所以无法执行或是在实践中变样。他举例说,西方的火车检票制度比我们漏洞大多了,却比我们有效多了:我们是上车检票、中间验票、下车查票,在西方可能坐了一圈票都没掏出来,但人家却几乎没有逃票现象。

如果我们稍作留意,就会发觉身边不少事情都可以用孙立平教授的“基础秩序缺失”理论予以解释。新闻说,广西等地的不少寄宿制学校难以配备标准化食堂,有些学校甚至根本没有食堂,大部分小学生的中餐、晚餐都是黄豆拌米饭。主要原因是当地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生的生活补助款交给家长,由于贫困,相当多家长把“补助款”变成了“扶贫款”,挪作他用。

这则新闻中,为什么学生的补助款会被家长挪用?因为家长心中并没有按照款项要求使用的意识。申请补助款的时候,他们可能口口声声说一定会用来给孩子改善伙食,一旦钱拿到手,就立即挪作他用——也就是没有基本的信用意识。那么,直接划款给学校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的答案是不可以。直接划款给学校会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果避免学校在操作环节可能出现的克扣、“抽水”现象,钱到了学校那里,对使用的监管会非常困难。当然,如果在西方,可能学校会坚守诚信,通过主动公开账目等方式进行自我监督而无须上级监管,但在中国估计不行。当地有关部门之所以采取把钱直接划到家长账号的方式,极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免在中间环节的流失,扶贫款、救灾物资被克扣、挪用,这些现象新闻中时有报道。相对而言,把钱直接划到家长账号,尽管学生本人不一定直接得益,但最起码家庭得益。如果把钱划给学校,可能就成了极少数人(比如负责采购食品材料或与食堂工作有关的人)的谋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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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山清华校友会庆祝清华百年华诞大会上的发言
(初稿,未用)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刚才学校领导和校友代表的发言,已经使我们听到了不少振奋人心的消息,我想我已经没有必要再重复清华的辉煌历程,我只想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为数众多的清华人为佛山的建设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从1958年就投身佛山建设的肖乃枢先生算起,至今佛山已汇聚了近200位清华校友。我们不会忘记,在佛山陶瓷闻名中外的年代,佛山陶瓷的科研中心——“佛山陶瓷研究所”的科研主力大多是清华人;著名的“佛山市无线电八厂”也汇集了不少清华科技骨干,这些骨干后来都成为其它行业的中坚力量。佛山清华校友会的首任会长陈振华先生,这位省机械厅的老领导,当年往返佛山、清远数十次,终于在1984年把当时著名的“北江机械厂”迁入佛山,为佛山早期的机械工业发展走出了坚实的一步;1952航空系老校友陈及恒、袁美芳夫妇以及铸造系的黄浩权先生,共同担任佛山市政府的顾问,为佛山的整体规划出谋划策;1988年汽车系校友叶青先生通过多年努力创建了“广东百强民营企业”的广东福迪汽车有限公司;顺德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陈智先生正致力于打造中国最好的职业教育基地;1993年的电机系校友黄喜忠先生目前则主政着佛山规模最大、最活跃的经济实体——顺德区。还有今天大会的主持人周志彤先生,从当年的佛山城区十大杰出青年到现在的市信息产业局局长,从投身信息科技到主管信息产业,实现了科技人才向管理人才的成功转变……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佛山市翁开尔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飞先生、顺德区德冠集团的常务副总裁王韶峰先生、佛山市创意产业园副总经理刘崇孝先生等等。难能可贵的是,部分清华校友能够坦然放下人们的心目中“天之骄子”的荣誉而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象1961年自动化系校友何启尧先生,毕业后就在佛山一间工厂默默无闻地做工人,一做就是十几年。无论是做工人还是做管理者,每一位清华人都全力投入到佛山的建设大潮中,在每一个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做出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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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快乐原则

生活中的快乐原则

很多时候,我们忙忙碌碌,却不知道为何而忙碌。偶然的,看了一些学者的言论,有茅塞顿开之感。个人感觉,如果有时间,还是应该多看书,很多哲理别人已经阐述得很透彻了,直接领悟总比自己慢慢摸索效果要快得多。最近感受最深的,是经济学家茅以轼他们所提倡的快乐原则。茅以轼先生这样说:我们的教育往往只教会人们怎么挣钱,却不教会他们怎样创造快乐,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生活中应该时刻记住要使自己快乐,同时也尽量使别人快乐。

利用“使自己快乐,同时也尽量使别人快乐”的原则,我较愉快地处理了一些生活事件,以下是其中之一: 每隔一段时间,家里都会积累一些可回收的废物。因为直接扔掉觉得有点浪费,以前的一般做法是卖给收垃圾的人,很方便,直接叫他们上门就可以。买卖是一种经济行为,经济行为当然会按经济原则行事,讨价还价之类当然是难免的了。每次都需要与小贩作些争执,每次都搞得很烦。比如在价格上,小贩们会给出一个非常低的价格,我就遇过一个小贩跟我说废纸是2角一斤,当我提出市场价格是5角以上时,他才说“那就5角吧”。比较令我看不惯的是秤的问题,他们的秤一般会少30%—50%,明明10斤的东西,到了他们那里往往只有5—7斤。你跟他们说,他们都会理直气壮,会详细给你解释应该怎么看秤,哪个位置是多少斤之类。秤我当然会看,关键是他们的秤根本就不准,最常用的作弊方式是用大秤铊。所以我每次处理可回收废物大都以郁闷收场。后来我试图运用“使自己快乐,同时也尽量使别人快乐”的原则来处理,感觉很不错。方式很简单,就是不按经济原则处理了,而是把它们直接送给小区扫地的那位阿姨。阿姨通过出卖这些杂物,可获得意外的小小收获,有个三几十元,她会高兴(后来她每次看到我都非常友好地打招呼);而我因为不用跟小贩争执价格和秤的问题,免去了一顿烦恼,虽然失去了一点经济上的小利益,但相对自己的收入状况而言,这种微型损失并无什么影响,同时自己因为能够给阿姨带来一点经济上小小的好处而有种愉悦感。这样处理,阿姨快乐,我也快乐,真正符合茅以轼先生所提倡的“自己快乐,也尽量使别人快乐”的原则。

以上例子中,我自己做了一些技巧性的处理,转换了做事的方式和看问题的角度,最终达到“使自己快乐,同时也尽量使别人快乐”的效果。个人认为,使自己快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心态的调整。很多时候,影响我们是否过得快乐的,并非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我自己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有次开车回老家,误闯广州城,在那里下高速准备掉头,就在刚掉头的时候,交警拦停,罚款200扣3分,理由是亚残运期间单双号限行,当天双号而我的车牌号码为单号。这件事我很不爽,回家路上很长时间都不舒服。我并没有进广州城的意图,只是走错了方向在那里掉头再上高速,就为路过广州地段短短的几分钟而付出了罚款200扣3分的代价,感觉非常不值。其实说穿了是舍不得那200块钱嘛,如果不用罚款我相信自己也不会如此懊恼的。可是,我的不愉快真的是因为钱吗?200块钱真的对我的影响那么严重以至于可以令我沿途不愉快吗?仔细一想,好象也不是啊——就在不久之前,我所在城市的大学校友会发起一个互助基金,用于资助那些遇到经济困境的老校友,我毫不犹豫捐了3000元,而且捐了之后觉得很平静,也很开心,也有一点满足感,觉得这3000元如果能够对那些有需要的老校友们起一点点作用,实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从经济学的角度,支出200和支出3000,后者使自己的财产减少在程度上要深得多(是前者的15倍),按理说后者应该更不开心才对,但现实情形恰恰相反。究其原因,其实就是不同的心态。于前者,这种支出是违背自己意愿的,认为不值而懊恼;后者则自愿支出,这种自愿性能够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感,支出者会把这种支出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其所带来的满足感大约就类似于我们花钱去买东西所带来的满足感。张五常先生曾对类似的问题有过虽然简单却很清晰的阐述,他说:“捐钱的一个主要动力,是捐钱本身是一种消费。” 捐钱怎么会是消费呢?一般人可能不好理解。这位久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是这样解释的:“我们看电影或旅游是一种享受,而捐钱协助一些自己认为需要帮助的人,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往往有一点痛快感。”张先生还举了一个其本人的实例来加以说明:“几年前在杭州,深夜晚上,在街头,我见到好几个老妇人行乞。我站在那里每人给十元,跟着而来的妇人增加,我仍是每人给十元。一位在旁的朋友试行劝止,说这样做再多钱也不够。我反对,说写两篇文章的稿酬向每个行乞的老人每人派十元派一年也派不完。因我不喜欢跑街,不容易遇上。我只是想,每人十元可吃一顿暖饭。我自己的感受不错,所以算是消费了。”道理似乎是清楚了,那么,回到被交警罚款的情形,怎样调整心态才能不为此懊恼呢?最理想的当然是把它也视同消费,这种消费能带来类似购物的满足感。如果我们想到这200元进入国库后二次支出时或许会被用来做慈善,用来帮助穷人,用来发展农村或是其它,心理上的平衡感和满足感或许就能这样产生;与此同时,作为被罚者的自己以后会提高交通意识,而全国每年都有无数的被罚者,这个群体交通意识的提高会对整个社会交通意识的提高有所帮助——但最理想的往往都是行不通的,现实中,交通罚款怎么使用我们并不知道,也没有监督机制,而被罚者也并不都会警戒自己遵守法规,不少人会考虑如何躲避交警,一旦在没有交警的地方,违规依然如故,况且,有时违规了如果跟交警相熟可能也不会罚,罚了也有人能够通过内部人删除记录。看来,被交警罚款我们很难把它也视同消费而带来类似购物的满足感,只能是把它看作出行的成本之一,因为该次出行的其它成本远远大于200元,所以交警罚款可以忽略不计——这样或许就可以大大地减少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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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忽视那些默默无闻的推动者

别忽视那些默默无闻的推动者

2008年6月17日,一位上司就两份调研报告的修改召集我们召开会议。会上,与会者担心一些较为“超前”的思路在实践环节中可能会遭遇困难,这位上司就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不要被以往的做法束缚太多,我们要跳出狭窄的业务圈子去看问题。我们总是习惯性地以为我们对一些业务的常规操作一定是对的,是不容置疑的,因为有传统做法做参照。但事实如何呢?我们做的不一定对。举个例子说,当初,计划经济年代,国有企业要招一个人,要经过层层的审批,即使是从集体企业调一个人到全民企业,仍然需要过很多关。报招人计划,核准,审查身份……那时候,每个部门的人都非常认真地做这些事情。一个企业要招一个人就涉及这么多的部门,现在想来是多么的可笑啊……”他沉默了一会,接着说:“有时候我也在想,若干年后,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时,我们会不会也觉得非常无聊非常可笑呢?我觉得会的……”

我当时感到很惊奇,惊奇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这一番话的内容,还在于表述者自身的角色。这一番话如果出自一名学者之口,如果来自行政体制外的批评者,我丝毫不会觉得惊奇,但是,这种声音恰恰发自体制之内,这就令人感到难能可贵了。虽然,偶尔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关于体制革新者的零星报道,但更多的时候,体制内的执行者们给我们的印象大多是追求安稳而墨守成规的,即使不墨守成规,最起码也不容易接受创新思想。的确,我们总是习惯于按传统的模式去思考问题,并且因为它符合传统,我们自然而然在占据了心理上的优势。这种趋向在行政机关内部尤为明显。然而,如果往后延伸的时间足够长,我们总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谬误。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后记里说:“礼法习俗都是暂时性的,但当其存在之时,却有巨大的社会力量……我们今日认为天经地义的许许多多规矩习俗,数百年后是不是也大有可能被人认为毫无意义呢?” 在这里,金庸先生虽然谨慎地用了一个“大有可能”,然而人类历史的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结论。推而广之,目前行政管理过程中许多已被认为约定俗成、不应改变的做法,许多年后也大有可能被人认为毫无意义。问题是,能够看清楚这一点的人并不多。

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人,完全遵循体制的惯性而处事,这没有什么难度,也往往是风险最小的。理性的反思因为对思考者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并不普遍。而且,理性的反思往往也会因为与传统不符而吃力不讨好,其提出的思路实施起来会障碍重重。贺卫方教授曾在《南风窗》杂志(2007年1月)的访谈中说:“在那次(西山会议)发言中,我也谈到了体制内那些忍辱负重的人。要特别理解那些在制度内部进行直接但经常是缓慢推动工作的人们,他们不象体制之外的人能够相对放言无忌,他们有时候甚至要说一些受到很大误解的话,受到别人的愤恨……我们国家思想界的情况……大家都认为自己真理在握,于是和提出质疑的人不共戴天……”可见,提出质疑者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反思才显出其独特的价值,尤其在一个最基层的行政机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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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面临医生的专业建议……

陆安春:当你面临医生的专业建议……
——关于孩子治疗与过度治疗的一些经历
孩子在医院出生的第二天晚上,十点多的时候,妻来电说医院检测出孩子的胆红素高,需要转入儿科治疗。这一两天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就要转入儿科治疗呢?我一下子不能接受现实。
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了解到当晚的胆红素水平为12.1mg/dl。我到护士站问护士正常值是多少,她说不应该超过12。我又到医生办公室,只有一名实习生在,他说教科书上说是达到15才建议光疗。我和妻商量后决定不转入儿科。护士说:不转可以,你们得签字,发生什么后果你们自负。我说我们可以签字。另外一位护士说:都12.1了,还不光疗!你们可要考虑清楚!我说:我们考虑清楚了。于是她们叫主管医生过来,医生说:产后第二天(约53小时)达到12.1,是比较高了,我们还是建议你光疗,胆红素过高严重的话可能会对大脑产生损害,还有其它的一些负面影响,你们要考虑清楚。我说:我观察一天看看,明天再决定吧。医生于是让我在病历上写上“拒绝转入儿科治疗”并签名。我印象中科普作家方舟子先生好象谈过这一问题,我决定回家查查再说。
当晚,我一回到家就赶紧上网查阅相关信息。方舟子的文章说不超过15不用光疗(与那个实习生的意见亦即他所说的“教科书的意见”一致),而且药物无效。此外,我还很幸运地查阅到美国新生儿协会的黄疸干预指南。指南说得更加具体,根据其描绘的数据曲线,中危儿(对比一下其列举的危险因素和分类,我的孩子属于中危儿,即“大于38周,有危险因素”)产后约53小时应达到13.5才需光疗。72小时达16才需要光疗。我把信息告知妻,并说明天即便有医生劝说,如果胆红素值未达到,也不考虑光疗!
第二天(产后第三天)下午,我们按原计划出院。出院时胆红素值为12.8,在医生的要求下,妻在病历上再次签名确认拒绝光疗。
此后几天,孩子的脸色有些黄,有时候我妈妈和妻子她们说是“比较黄”,有时她们也忍不住提醒我是否需要去再查一下。我认为是因为她们先是心里有了自我暗示,所以会觉得有时“很黄”,反正我看着不觉得很黄。我坚持按照美国新生儿协会黄疸干预指南的提示,产生48—72小时出院的,产后120小时再去医院复查。不过我心里也有一点儿担忧,害怕检测值增高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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