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袁崇焕评传

金庸《袁崇焕评传》

之一

每一节文末的注释只是表示:文中的事实全部都有根据,并不是小说。对历史研究没有兴趣的读者们大可略过注释不读。

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在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

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焕”,是火光,是明亮显赫、光彩辉煌;“素”是直率的质朴,是自然的本性。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的确是人如其名。这样的性格,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古希腊英雄拚命挣扎奋斗,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时势也就是命运。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希腊史诗《伊里亚特》记述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感到非常难过,“那不公平!那不公平!”过了许多岁月,当我读到满清的皇太极怎样设反间计、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怎样商量要不要杀死袁崇焕,同样有剧烈的凄怆之感。历史家评论袁崇焕,着眼点在于他的功业、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他在明清两个朝代覆亡与兴起之际所起的作用。近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写一段小说,又写一段报上的社评,因此对历史、政治与小说是同样的感到兴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焕的一生之时,他强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业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所以袁崇焕的功业,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彩。但他英雄气概的风华却永远不会泯灭。正如当年七国纷争的是非成败,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荆轲、屈原、蔺相如、廉颇、信陵君等等这些人物的生命,却超越了历史与政治。

《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一个平凡人物。他没有抗拒艰难时世的勇气,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

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

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

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每一个君主在临死之时,都深深感到了失败的屈辱:崇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如果他不是被人谋杀的,那么是惟一的例外)、蒙古人的首领林丹汗、朝鲜国王李佑;始终是死路一条的将军和大臣(奋勇抗敌的将军与降敌做汉奸的将军,忠鲠正直的大臣与奸佞无耻的大臣,命运都没甚么分别,但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奸臣却常常能得善终,例如秦桧);愤怒不平的知识份子,领不到粮饷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饥饿流离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与勇气的英雄人物:杨涟、熊廷弼、孙承宗、李自成、袁崇焕。

在那个时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象的苦难。在山东的大饥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那是小人物的悲剧,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英雄的尊严与伟烈,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



这个不幸的时代,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累积而成的。

我书架上有一部英国历史家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三卷注释本①。书脊上绘着罗马式建筑的两根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头上有些残缺破损,第二卷的柱子残损更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这象征一个帝国的衰败和灭亡,如何一步步的发展。

明朝的衰亡也是这样。

明朝的覆灭,开始于神宗②。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后来更抽上了鸦片。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精巧雅致,洵为罕见的杰作。因为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当国,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一切听母亲的话。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张居正是大学士,名义是首辅,等于是宰相。

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只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国家富强,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库存的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清丈全国田亩面积,使得税收公平,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分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交税。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将水退后的荒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③,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贫民好得多。万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要在六年之后,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再过三十八年,英国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再过六十一年,五岁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的王座。那时莎士比亚只有十六岁,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直到八十三年之后,伦敦还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在十五世纪时,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农田加辟,米产大增,尤其是广东一带。因为推广种植水稻,水田中大量养鱼,疟蚊大减④,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将他家产充公,家属充军,将他长子逼得自杀。

神宗是相当聪明的。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聪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甚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中国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绝后。

做了皇帝,要甚么有甚么,但神宗所要的,偏偏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他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有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

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他母亲是一个小农的女儿⑤。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太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⑥。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甚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⑦,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

在他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

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⑧。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乱⑨;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BC;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BD?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BE;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BF;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BG。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复。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不够,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BH。

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①EdwardGibbon: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TheHeritagePress,NewYork.

②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凹恰ね蚶锌笏爸Α罚骸奥壅呶矫髦觯煌鲇诔珈醵鲇谕蚶*云。”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③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G.Pereira,G.daGruz,M.deRade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A.P.Newton,ed.,TravelandTravellersoftheMiddleAges;C.R.Boxer,SouthChinainthe16thGentury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出无其右。参阅L.J.Gallagher,S.J.tr.,ChinaintheSix-teenthCentury.④WolframEberhard:AHistoryofChina,p.249.

⑤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

⑥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L.CarringtonGoodrich,AShortHistoryoftheChinesePeople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p.199.

⑦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⑧叶向高奏:“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⑨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BC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愤无处得伸,郁结无时可解。”

BD凤阳巡抚李三才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BE给事中田大益奏:“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国正用,反致缺损。……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而冀以计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奋自贤,沉迷不返,以豪党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

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哉?”

BF吏部尚书李戴奏:“今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相望,村空无烟。……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此时赋税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倾矣。以无可查稽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王法之事。”

BG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言:“天子之令,信如四时。三载前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时。’今年复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戏言,王命委草莽。”BH万历四十四年,给事中熊明遇疏:“内库太实,外库太虚。”(以上⑧至BH各奏疏中的文字散见《明史》或《明通鉴》。)



金庸《袁崇焕评传》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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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庸  

就在这时候,满清开始崛起。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明,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兵分四路,大举攻清。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集中兵力,专攻西路一路。西路军的总兵官杜松是明军的勇将,平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脱去衣衫,将满身的累累刀枪瘢痕向人夸示。出兵之时,他脱去上身衣衫,在城中游街,百姓鼓掌喝彩。

西路这一仗,称为“萨尔浒之役”,明军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但杜松有勇无谋,他是统兵六万的兵团司令,却打了赤膊,露出全身伤疤,一马当先的冲锋。大概他是《三国演义》的读者,很羡慕“虎痴”许褚的勇猛。在“许褚裸衣斗马超”这回书中,描写许褚“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战。”果然威风得紧。但不知他记不记得许褚这场狠斗,结果是“操兵大乱,许褚背中两箭”?有趣的是,小说的评注者评道:“谁叫汝赤膊?”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又犯了一个大错误,下令众军点起火把。这一来,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明军照亮了自身,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作主力猛攻,他儿子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结果杜松的遭遇比许褚惨得多,身中十八箭而死,当真是“谁叫汝赤膊?”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六万兵全军覆没。

努尔哈赤采取了“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正确战略,一个战役、一个战役的分开来打。明军北路总兵官马林、东路总兵官刘絍都大败阵亡,朝鲜都元帅率众降清。

刘絍是当时明朝第一大骁将,打过缅甸、倭寇,曾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他所用的镔铁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为“刘大刀”。他的大刀比关羽的八十一斤青龙偃月刀还重了三十九斤。据说他能单手举起一张摆满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厅中绕行三圈。连杜松、刘絍这样的骁将都被清兵打死,明军将士心理上受到的打击自然沉重之极,提到满清“辫子兵”时不免谈虎色变。

这场大战是明清两朝兴亡的大关键,而胜败的关键在于:第一、明方的主帅杨镐是文官,完全不懂军事。第二、明朝政事腐败已达极点,连带的军政也废弛不堪,军队久无训练,完全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①。

杨镐全军覆没,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已经失陷,沈阳及附近诸城堡的军民纷纷逃窜。熊廷弼兼程进入辽阳。经过神宗数十年来的百事不理,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避免出战,只要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就一哄而散。熊廷弼面临的局面实在困难已极②。军饷本已十分微薄,但皇帝还是拚命拖欠,不肯发饷③。

神宗见边关上追饷越迫越急,知道挨不下去了,可是始终不肯掏自己腰包,结果想出了一个对策:再加田赋百分之二。连同以前两次,已共加百分之九,然而向百姓多征的田赋,未必就拿来发军饷,皇帝的基本兴趣是将银子藏之于内库。

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战守方略。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吏部尚书赵焕实在忍不住了,上奏章说:“将来敌人铁骑来到北京城外,陛下也能在深宫中推说有病,就此令敌人退兵吗?”④神宗看了这道讽刺辛辣、实已近乎谩骂的奏章,只是心中怀恨,却说甚么也不肯召开一次国防会议。

神宗搜括的银锭堆积在内库,年深月久,大起氧化作用,有的黑得像漆,有的脆腐如泥土⑤,就是不肯拿出来用。但他终于死了,千千万万的银两,一两也带不去⑥。

神宗,神宗,真是“神”得很,神经得很!

①崇祯时任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庖言》中说:满洲人旧都北门,居住的大都是铁匠,延袤数里。

在当时那便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兵工厂组合了。

因此满洲兵的盔甲精良,头盔、面具、护臂、护手,都是精铁所制,马匹的要害处也有精铁护具。但明兵盔甲却十分简陋,除了胸背有甲之外,其余部分全无保护。满洲兵冲到近处,专射明兵的脸及胁,中箭必死。又据当时明人程令名说,努尔哈赤所居的都城“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

②熊廷弼于八月二十九日上书朝廷,陈述辽东明军情况:“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点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领饷有名,及闻警告而又去其半……将领皆屡次征战存剩、及新败久废之人,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者……见在马一万余匹,多半瘦损,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备充步兵,以免出战,甚有无故用刀刺死者。……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今军士所持弓皆断背断弦,所持箭皆无羽无镞,刀皆缺钝,枪皆顽秃。甚有全无一物而借他人以应点者。又皆空头赤体,无一盔甲遮蔽。……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顷闻北关信息,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如逃止一二营或数十百人,臣犹可以重法绳之。今五六万人,人人要逃。虽有孙吴军令,亦难禁止。”

③万历四十八年三月,熊廷弼上奏:“四十七年十二(疑为“一”字)月赴户部,领饷二十万两,十二月领饷十万两,四十八年正月领饷十五万两,俱无发给……岂军到今日尚不饿,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边事到今日尚下急耶?军兵无粮,如何不卖袄裤杂物?如何不夺民间粮窖?如何不夺马料养自己性命,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他说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是客气的说法,漠然不动一念的,当然是皇帝自己。

④“他日蓟门蹂躏,铁骑临郊,陛下能高拱深宫,称疾却之乎?”

⑤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或黑如漆,或脆如土,盖为不用朽蠹之象。”

⑥大陆考古工作者发掘帝皇坟墓,偏偏拣中了神宗的“定陵”,改建为博物馆,称为“地下宫殿”。



金庸《袁崇焕评传》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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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庸  

神宗死后,儿子光宗只做了一个月皇帝就因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历史上称为熹宗,年号天启。光宗做皇帝的时间极短,留下的麻烦却极大,明末三大案梃击、红丸、移宫,都和他的皇位及生死有关。众大臣分成两派,纷争不已。纷争牵涉到旁的一切事情上,只要是对方一派之人所做的事,不论是对是错,总是拿来激烈攻击一番。

熹宗接位时虚岁十六岁,其实不满十五岁,还是个小孩子,他对乳母客氏很依恋。这个客氏很喜欢弄权,在宫里和太监魏忠贤有点古怪的性关系。宫里太监和宫女很多,为了寂寞而互相安慰,大家私下恋爱,然而太监是阉割了性机能的阴阳人,所以这既不是异性恋爱,又不是同性恋,当时称为“对食”,意思说不能同床,只不过相对吃饭,互慰孤寂而已。魏忠贤做了客氏的对食,渐渐掌握了大权。

熹宗是个天生的木匠,最喜欢做的事,莫过于锯木、刨木、油漆而做木工,手艺高明得很。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拿重要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怎肯放下心爱的木工不理?把手一挥,说道:“别来打扰,你瞧着办去吧。”于是魏忠贤就去瞧着办了,越来越无法无天。

朝里自有一批谄谀无耻之徒去奉承他,到后来,魏忠贤成了实际上的皇帝。熹宗是“万岁”,有些官员见了魏忠贤叫“九千岁”,表示他只比皇帝差了一点儿。到后来,个人崇拜更是大张旗鼓,搞得如火如荼,全国各地为魏忠贤建生祠。本来,人死了才入祠堂,可是他“九千岁”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就起祠堂,祠中的神像用真金装身,派武官守祠,百官进祠要对他神像跪拜,那是货真价实的个人崇拜。

魏忠贤本来是个无赖流氓,年轻时和人赌钱,大输特输,欠了赌帐还不出,给人侮辱追讨,实在吃不消了,愤而自己阉割,进宫做了太监。他不识字,但记性很好,是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赌棍。当世第一大国的军政大权却落在这样的人手里。

熊廷弼在辽东练兵守城,招抚难民,整肃军纪,修治器械,把局面稳定下来。他所接手的那个烂摊子,给他整顿得有些像样了。满清见对方有了准备,就不敢贸然来攻。但朝里敌对一派的大臣却来跟他过不去,不断上奏章攻击,说他胆小,不敢出战;说他无能,不能尽复失地。于是朝廷革了熊廷弼的职,听候查办,改用袁应泰做统帅。

袁应泰是第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一生修堤治水,救济灾民,大有功劳。他性格宽仁,办事勤勉,打仗却完全不会。满清努尔哈赤得知熊廷弼去职,大喜过望,便领兵来攻。袁应泰率军应战,七万兵大溃。清兵占领沈阳,又击破了明军的两路援军,再攻辽阳。明兵又大败,满兵取得军事要塞辽阳。

军事局势糟糕之极,朝廷束手无策,只好再去请熊廷弼出来,惩罚了一批上次攻击他的官员,算是给他平气。可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和熊廷弼意见不合,只喜欢马屁大王巡抚王化贞,嘱咐王化贞不必服从熊廷弼指挥。

王化贞向朝廷吹牛,只须六万兵就可将满清一举荡平。朝廷居然信了他的。熊廷弼极力认为准备不足,不可进攻。兵部尚书却一味袒护王化贞。于是王化贞领兵十四万出战,一交锋全军溃没。清兵攻占坚城广宁。总算熊廷弼领了五千兵殿后,保护难民和败兵数十万退入山海关。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将王化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张鹤鸣免职。

到这时为止,明清交锋,已打了三场大仗。每一仗明军都是大败。

明兵的战斗力固然不及清兵,但也不是不能打,不肯打。每一个大战役,总兵官都阵亡,副将、参将也大都阵亡。明兵人数都超过清兵数倍,武器更先进得多,有火器。三个大战役的失败,主因都是在于军队没有准备、缺乏训练,以及主帅战略不当,指挥错误。军务废弛,士气低落,当然也是由于统帅失责。

以中国之大,为甚么经常缺乏有才能的统帅?根本症结是在明朝一个绝对荒谬的制度:由文官指挥战役。

这个制度的根源,在于皇帝不信任武官。明朝皇帝不信任武将,怕他们手里有了武力,就会抢夺皇帝的宝座,先是派文官去军中监视,后来索性叫文官做总指挥,到后来连文官也不信任了,于是再加派太监作监军。太监既是皇帝的心腹亲信,另有一样好处,太监没有儿子,篡位的可能性就很小。做了皇帝而不能传于子孙,做皇帝的兴趣就大打折扣了。明朝御史的权力很大,有权监察各行政部门。大学士代皇帝拟的圣旨、六部尚书所下的决定,御史都可放言批评,而且批评经常发生效力。皇帝派去监察武将的“总督”、“巡抚”,后来就变成了总司令、总指挥。

但要做到御史,通常非中进士不可。要中进士,必须读熟四书五经,书法漂亮,会做起承转合的八股文。明朝读书人如何废寝忘食的学八股文、考进士,读一下《儒林外史》就很清楚了。明朝派去带兵、指挥大军,和清军猛将锐卒对抗的,却都是这批熟读诗云子曰、八股文做得很好的进士。明末抗清有三个名将,功勋卓著:熊廷弼是万历二十五年的解元(唐伯虎一类身分),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他们三个是文官,幸亏碰巧有用兵的才能。本来明末皇帝的运气不坏,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三个军事专家。然而文官会带兵,那就是危险人物。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杀死了另外两个。

别的奉命统兵抗清的八股文专家们可就没有军事才能了。杨镐,万历八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袁应泰,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王化贞,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

袁崇焕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之下,去应付辽东艰巨的局面。当然,更艰巨的,是应付北京朝廷中的局面。

背后是昏愦胡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所面对的敌人,却是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努尔哈赤。这个用兵如神的统帅,传下了严密的军事制度和纪律,使得他手下那批战士,此后两百年间在全世界所向无敌。铁骑奔驰于北?蚀竽⒛辖咴⒗┩镣蚶铮牡娜啡肥峭芯颍鹕逅牧凇*

努尔哈赤以祖宗遗下的十三副甲胄起家,带领了数百名族人东征西讨,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大帝国(元朝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不能说中华帝国的领土竟有这么大。蒙古大帝国的中国部分,远比清朝的疆域为小)。清朝的疆域比汉朝、唐朝全盛时代都大得多,宋明两朝更不能与之相比。当时外蒙古、朝鲜、越南、琉球、今日苏联东部的大片土地都是中国的领土或属地。清朝全盛时期的领土,比现在的中国大得多了。

满洲战士后来打败了俄罗斯帝国的骑兵,打败了尼泊尔的?士Ρ虬芰嗣晒疟*败了朝鲜兵,打败了越南兵,间接打败荷兰兵(郑成功先打败荷兰兵,攻占台湾,满洲兵再打败郑成功的孙子),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两百年中,无敌于天下。

至于当时和明帝国交战,已接连三次杀得明军全军覆没,每一个战役都是以少胜多。努尔哈赤兴兵以来,迄此时为止,百战百胜,从未吃过一个败仗。

努尔哈赤幼时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中为奴,识得汉语汉文,喜读《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他的智略一部分是天生,一部分当是从这两部小说中得来的。

努尔哈赤自己固然智勇双全,他还有一大批精明骁勇的子侄①,剽悍凶猛的将领,部勒严整的战士。

当时有一句谚语说:“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因为女真人熟习弓马,强悍善战,汉人向来不是他们的敌手。这时女真精兵八旗,每旗七千五百人,已有六万之众了。

袁崇焕所面对的是这样了不起的大敌,而他却是个书生。他会做诗,字写得很好,文章有气势②,既然中了进士,八股文当然也做得不错,诗云子曰背得很熟。相信他不会射箭,宁远第二次大战时,他自称只是在城头大声呐喊③。

努尔哈赤与袁崇焕正面交锋之时,满清的兵势正处于巅峰状态,而明朝的政治与军事也正处于腐败绝顶的状态。以这样一个文弱书生,在这样不利的局面之下,而去和一个纵横无敌的大英雄对抗,居然把努尔哈赤打死了,打三场大战,胜了三场,袁崇焕的英雄气概,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是十分罕有的。

①努尔哈赤有十六个儿子,个个是有名的勇将。两个侄儿阿敏与济尔哈朗也十分厉害。

②康有为《袁督师遗集序》盛称其文字雄奇:“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其遗文虽寥落,而奋扬蹈厉,鹤立虹布,犹想见鲁阳挥戈、崆峒倚剑之神采焉。”

③《明史》说熊廷弼左右手都会射箭,但没有提到袁崇焕会武。



金庸《袁崇焕评传》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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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庸  

袁崇焕,广东东莞人,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生于哪一年无法查考。

他为人慷慨,富于胆略,喜欢和人谈论军事,遇到年老退伍的军官士卒,总是向他们请问边疆上的军事情况,在年轻时候就有志于去办理边疆事务①。

他少年时便以“豪士”自许②,喜欢旅行。他中了举人后再考进士,多次落第,每次上北京应试,总是乘机游历,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③。最喜欢和好朋友通宵不睡的谈天说地,谈话的内容往往涉及兵戈战阵之事④。

明朝制度,每三年考一次进士,会试在二月初九开始,十五结束。三月初一廷试。袁崇焕于万历四十七年在北京参加廷试而中进士。杨镐于该年二月誓师辽阳,三月间四路丧师。新中进士和大战溃败这两件事在同一个时候发生,袁崇焕这个向来关心边防的新进士一喜一忧,心情一定很复杂。他那时在京城,当然听到不少辽东战事的消息。

他中进士后,被分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

天启二年,他到北京来报告职务。他平日是很喜欢高谈阔论的,大概在北京和友人谈话时,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的见解,很是中肯,引起了御史侯恂(才子侯方域的父亲)的注意,便向朝廷保荐他有军事才能,于是获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自正七品的知县升为正六品的主事)。不做地方官了,被派到中央政府的国防部去办事。

明朝官制,兵部(国防部)尚书(部长)一人,左右侍郎(副部长)各一人,下面分设四个司:武选(武官人事)、职方(军政、军令)、车驾(警备、通讯、马匹)、武库(后勤、训练)。职方司等于现代的总参谋部,职方司有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主事大概相当于总参谋部中的文职中校副处长。

袁崇焕任兵部主事不久,王化贞大军在广宁覆没,满朝惊惶失措。

清兵势如破竹,锐不可当,自万历四十六年到那时,四年多的时间内,覆没了明军数十万,攻占抚顺、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直逼山海关。明军打一仗,败一仗,山海关是不是守得住,谁都不敢说。山海关一失,清兵就长驱而到北京了。

于是北京宣布戒严,进入紧急状态。

可是关外的局势到底怎样,传到北京的说法多得很,局势越是利,谣言越多,这是人类社会的通例。谣言满天飞,谁也无法辨别真假。就在这京师中人心惶惶的时候,袁崇焕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关去考察。兵部中忽然不见了袁主事,大家十分惊讶,家人也不知他到了哪里。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关上形势,宣称:“只要给我兵马粮饷,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关。”

这件事充分表现了他行事任性,很有胆识,敢作敢为而脚踏实地,但狂气也是十足。若在平时,他上司多半要斥责他擅离职守,罢他的官,但这时朝廷正在忧急彷徨之际,听他说得头头是道,便升他为兵备佥事,那是都察院的官,大概相当于现代文职的上校政治主任之类,派他去助守山海关。袁崇焕终于得到了他梦想已久的机会,雄心勃勃的到国防前线去效力。

他的豪语一定使朝中大官们印象十分深刻,所以得到朝廷的支持,从他家乡招募了一批兵员去⑤。当时守山海关的主要是新到的浙江兵。另有三千名广东水兵,在袁崇焕之后到达。袁崇焕认为广东步兵勇捷善战,推荐他叔父袁玉佩负责招募三千名,其中包括袁崇焕平生所结纳的死士谢尚政、洪安澜等人。他又认为广西狼兵雄于天下,冲锋陷阵,恬不畏死,申请于田州、泗城州、龙英州各调二千名,由他至戚慷慨知名、且善武艺的林翔凤带领。朝廷一一批准⑥。

他到山海关后,作为辽东经略(东北军区总司令)王在晋的下属,初时在关内办事。王在晋见他任事干练,很是倚重,派他出关到前屯卫去收抚流离失所的难民。袁崇焕奉命之后,当夜出发,在荆棘虎豹之中夜行,四更天时到达。前屯城中将士无不佩服。袁崇焕本是书生,这一来,兵将都服了他了。

王在晋奏请正式任他为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本来是没有专责的散官,现在有了驻地,相当于宁远、前屯卫二城的城防司令部政治委员,身当山海关外抗御清兵的第一道防线。宁远在最前线,前屯卫稍后。不过他虽负责防守宁远、前屯卫,第一线的宁远却没有城墙,没有防御工事,根本无城可守。他只得驻守在前屯卫。

至于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立刻会看出来,单是守御山海关,未免太过危险,没有丝毫退步的余地。只要一仗打败,这个大要塞就失守,敌军便攻到北京。所以在战略形势上,必须将防线向北移,越是推向北方,山海关越安全,北京也越安全。袁崇焕一再向上司提出这个关键问题。王在晋是万历二十年进士,江苏太仓人的文弱书生,根本不懂军事,眼光短浅,胆子又小,听袁崇焕说要在关外守关,想想道理倒也是对的,便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筑城守御。他一定想,离山海关太远,逃不回来,那怎么得了?袁崇焕认为只守八里的土地没有用,外围阵地太窄,起不了屏障山海关的作用,和王在晋争论,王不采纳他的意见。于是袁崇焕去向首辅叶向高申请,叶也不理。

袁崇焕的主张虽然正确,然而和顶头上司争论了一场之后,意见不蒙采纳,竟径自去向最高行政首长投诉。越级呈报是官场大忌,他做官的方式却大大不对了。这又是他蛮劲的表现之一。

这时宁远之北的十三山有败卒难民十余万人,给清兵困住了不能出来。朝廷叫大学士孙承宗设法解救。袁崇焕申请由自己带兵五千进驻宁远作声援。另派骁将到十三山去救回溃散了的部队和难民。王在晋觉得这个军事行动太冒险,不加采纳。结果十余万败卒难民都被清兵俘虏,只有六千人逃回。

满清这时在经济上实行奴隶制度,女真人当兵打仗,以抢劫财物为主要工作,认为男子汉耕田种地是耻辱,所以俘虏了汉人和朝鲜人来耕种。汉人、朝鲜人的奴隶是可以买卖的,当时价格是每个精壮汉人约为十八两银子,或换耕牛一头⑦。十三山的十多万汉人被俘虏了去,都成为奴隶,固然受苦不堪,同时更大大增加了满清的经济力量。

那时袁崇焕仍是极力主张筑城宁远。朝廷中的大臣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守不住。大学士孙承宗是个有见识之人,亲自出关巡视,了解具体情况,接受了袁崇焕的看法。

不久孙承宗代王在晋作辽东主帅。天启二年九月,孙承宗派袁崇焕与副将满桂带兵驻守宁远,这是袁崇焕领军的开始。

满桂是蒙古人,骁勇善战。从那时起,他和袁崇焕的命运就永远结合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一个蒙古武将,一个广东统帅,都是十分刚硬、十分倔强的脾气。两人一起经历了多次生死患难,也有过不知多少次激烈的争吵。一直到死,两人仍是在争吵。但在两人的内心,却又一定是互相钦佩。那既是英雄重英雄的心情,又知道在抗拒清兵大敌之时,非仰仗对方的力量不可。高明的组织才能和正确的战略决策是必要的,亲临前敌、殊死决战的刚勇也是必要的。

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只守八里和守到二百多里以外,战略形势当然大有区别。

宁远现在叫作兴城,有铁路经过,是锦州与山海关之间的中间站。地滨连山湾,与葫芦岛相距甚近。我真盼望将来总有一日能到兴城去住几天,好好的看看这个地方。

天启三年九月,袁崇焕到达宁远。

本来,孙承宗已派游击祖大寿在宁远筑城,但祖大寿料想明军一定守不住的,只筑了十分之一,敷衍了事。

袁崇焕到后,当即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进行筑城,立了规格: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广三丈,派祖大寿等督工。袁崇焕与将士同甘共苦,善待百姓,当他们是家人父兄一般,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是袁崇焕一生功业的基础。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吴三桂把清兵引进关来,不知道还要阻挡多少年。

关外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些年来,辽东辽西的汉人流离失所,若是给满洲人掳去,便成了奴隶,于是关外的汉人纷纷涌到,远近视为乐土,人口大增。宁远城一筑成,明朝的国防前线向北推移了二百余里。

袁崇焕同时开始整饬军纪,他发现一名校官虚报兵额,吞没粮饷,蛮子脾气发作,当即将他杀了。但按照规定,他是无权擅自处斩军官的。孙承宗大怒,骂他越权。袁崇焕叩头谢罪。孙承宗也就算了。他后来擅杀毛文龙,在这时可说已伏下了因子。

孙承宗也是个积极进取型的人物,这时向朝廷请饷二十四万两,准备对清军发动进攻。孙承宗是教天启皇帝读书的老师,天启对老师很不错,立刻就批准了。但兵部尚书与工部尚书互相商议说:“军饷一足,此人就要妄动了。”所以决定不让他“饷足”,采取公文旅行的拖延办法,使孙承宗的战略无法进行。孙承宗于是进行屯田政策,由军士自耕自食,却也得到很大的成效。

天启四年,袁崇焕与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等率领一万二千名骑兵步兵东巡广宁。广宁即今北镇县,在锦州之北,离满清重镇沈阳已不远了。袁崇焕还没有和清兵交过手,这次已含有主动挑战的意味。但清兵没有应战。袁崇焕一军经大凌河的出口十三山,从海道还宁远。这时清兵已退出十三山。袁崇焕这次陆海出巡,写了一首诗,题目是《偕诸将游海岛》,不说“率诸将”而说“偕诸将”,不说“巡海岛”而说“游海岛”,颇有儒将的雅量高致。诗中很清楚的抒写了他的心情:是战是守的方略苦受朝廷牵制,不能自由,见到大好河山,更加深了忧愁。对荣华富贵我早已看得极淡,满腔忠愤,却只怕别人要说是杞人忧天。外敌的侵犯最后总是能平定的,但朝廷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却实是大患,不知几时方能停止?看到天上浮云,冷清清的月亮,又想到我父亲逝世,伤心得肠也要断了⑧。

短短三四年之间,从京师戒严到东巡广宁,军事从守势转为攻势,这主要是孙承宗主持之功,而袁崇焕也贡献了很多方略。

孙承宗很赏识他,尽力加以提拔。袁崇焕因功升为兵备副使,再升右参政。孙承宗对他言听计从,委任甚专。

天启五年夏,一切准备就绪,孙承宗根据袁崇焕的策划,派遣诸将分屯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诸要塞,又向北推进了二百里,几乎完全收复了辽河以西的旧地,这时宁远又变成内地了。

清兵见敌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推进,四年之中也不敢来犯。然而进攻的准备工作却做得十分积极,努尔哈赤将京城从太子河右岸的东京城移到了沈阳,以便于南下攻明、西取蒙古,保持充分的出击姿态。

孙承宗有才识,有担当,有气魄,袁崇焕对他既钦佩,又有知遇的感激,这样的上司是极难遇到的。眼见他和孙承宗的共同计划正在一步步的实现,按部就班的收复失地,这几年袁崇焕一定过得十分快乐。他和手下将领满桂、左辅、朱梅、祖大寿、何可纲、赵率教、孙祖寿等人的战斗友谊,也在这些日子中不断加深。

可是好景不常,时局渐渐变坏。天启皇帝熹宗越来越喜欢做木工。魏忠贤的权力越来越大,尽量发挥他地痞流氓性格中的无赖、无知、无耻、以及无法无天。

天启五年,魏忠贤大举屠戮朝廷里的正人君子,将弹劾他二十四条大罪的杨涟下狱。同时下狱的有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大臣,所诬陷的罪名是贪污。百姓大愤,数万士民在北京街道上呼叫大哭。魏忠贤不敢正式审讯,命狱卒在监狱中打死了这些大臣。杨涟死得最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不久,魏忠贤又杀熊廷弼。

熊廷弼在辽东立有大功,蒙冤入狱,百姓都很同情他。民间流传一部绣像演义小说《辽东传》,描写熊廷弼守辽东的英勇事迹。魏忠贤的徒党中有一个名叫冯铨的,他父亲当年在辽东作布政的官,清兵未到,先就鼠窜南逃。《辽东传》第四十八回有“冯布政父子奔逃”一节,描写冯铨父子弃职而逃的狼狈丑态,可说是当时的“新闻体小说”。

冯铨对这事深为怀恨,又要讨好魏忠贤,于是买了一部《辽东传》放在衣袖里,见到熹宗后,把小说拿出来,诬告说:“这部演义小说是熊廷弼作的,他吹嘘自己的功劳,想要免罪。”熹宗信以为真,登时大怒。大概他看到小说中的绣像将熊廷弼画得威风凛凛,而文字中或许对皇帝还颇有讽刺,于是即刻下旨将熊廷弼斩首,还将他的首级送到各处边界上去给守军观看,那就叫做“传首九边”,说他犯了不战的大罪。然而真正应当负责的王化贞反而不杀。

文字狱也开始发展。江苏太仓的两个文人作诗哀悼熊廷弼,都被加以“诽谤”罪名而处斩。

魏忠贤喜欢文官武将送他贿赂,越多越好。孙承宗带兵十多万,粮饷很多,应当大量克扣下来转奉给他“九千岁”才是。孙承宗不肯这样办,魏忠贤自然不喜欢,于是派了个吹牛拍马的小人高第去代孙承宗作辽东经略。高第一到任,立刻就说关外之地不可守,要撤去关外各城的守御,将部队全部撤入山海关。

这战略之胡涂,真是不可理喻。那时清兵又没有来攻,完全没有撤兵逃命的必要。大概他是怕一旦来攻,非败不可,还是先行撤兵比较安全。

袁崇焕当然极力反对,对高第说:“兵法有进无退。诸城既已收复,怎可随便撤退?锦州、右屯卫一动摇,宁前就震惊,山海关也失了保障。这些外卫城池只要派良将守御,一定不会有危险的。”高第不听,下令宁远、前屯卫也撤兵。袁崇焕倔强得很,抗命不听,说道:“我做的是宁前道的官,守土有责,与城共存亡,决计不撤。”

高第是胆小的书生,袁崇焕虽是他部属,但见他蛮劲发作,声色俱厉的不服从命令,也就不敢对他怎样,只是下令将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的守兵都撤去了,放弃了粮食十余万石。撤退毫无秩序,军民死亡载道,哭声震野,百姓和将士都是气愤难当。

袁崇焕的父亲早一年死了,按照规矩,儿子必须回家守丧。当时朝廷以军事紧急,下旨不许他回家,命他在职守制,称为“夺情”。这时袁崇焕大怒,上奏章要回家守制。朝廷不准,为了慰抚他,升他为按察使。但这样一来,数年辛辛苦苦的经营毁于一朝。虽然升官,也决不会开心。

可以想象得到,袁崇焕在这段时期中,“×他妈”的广东三字经不知骂了几千百句。他是进士,然而以他的性格而遇上这种事情,不骂三字经何以泄心中之愤?或许高第不敢见他的面,否则被他饱以老拳、殴打上司的事都可能发生。高第,字登之,万历十七年进士。他考试果然“高第登之”,但做大军统帅,却是“要地弃之”。

军事上这样荒谬的决策,大概只有当代南越阮文绍主动放弃顺化、岘港,弃军四十万,因而引致南越全面溃败一事,可以与之“媲美”。

①关于袁崇焕的事迹,如未注明出处,主要系依据《明史·袁崇焕传》所载。

②袁崇焕考举人时,有“秋闱赏月”诗,有句:“竹叶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头。”

③袁崇焕《募修罗浮诸名胜疏》:“余生平有山水之癖,即一丘一壑,俱低徊不忍去。故十四公车,强半在外,足迹几遍宇内。”《下第》诗有云:“遇主人宁易,逢时我独难。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从东莞到北京,约八千里。

④他到浙江嵊县游览时,与好友秦六郎中宵长谈,有《话别秦六郎》诗:“海鳄波鲸夜不啾,故人谈剑剡溪头。言深夜半犹疑昼,酒冷凉生始觉秋。水国芙蓉低睡月,江湄杨柳软维舟。自怜作赋非王粲,戛玉鸣金有少游。”

⑤袁崇焕在《天启二年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中提出招募兵员的要求,宣称:“他日战之不力,即斩臣于行军之前,以为轻事者戒。”最后说:“如听臣之言,行臣之忠,臣必效力以舒人神之愤。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谋定而战,臣有微长也。”

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奏章,便提出了“谋定而战”的四字要诀,同时也自豪而自信的说:“臣有微长也。”

⑥招募和调集三千名广东兵、六千名广西兵,一共大约花了二十万两银子。据袁崇焕所申请的预算,广东兵要安家、行粮、衣甲、器械等费,每人二十余两。广西狼兵本来就是兵,所以不发安家、兵甲费用,只需从广西到关外的行粮每人六两银子。

⑦详见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

⑧原诗是:“战守逶迤不自由,偏因胜地重深愁。荣华我已知庄梦,忠愤人将谓杞忧。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片云孤月应肠断,桩树凋零又一秋。”



金庸《袁崇焕评传》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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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庸  

满清看出了明朝的虚实,知道高经略无用,袁崇焕无人支持,于天启六年正月大举渡辽河攻宁远,兵十三万(在这几年中,清军的实力已扩充了一倍),号称二十万。二十三日攻抵宁远。

大敌终于攻来了。

朝廷荒唐,主帅荒谬,援军是一定不会有的。那怎么办?弃城而退是服从主帅命令;守城罢,宁远一城孤军,怎能挡满清的倾国之师?

在这紧急关头,袁崇焕奋发了英雄之气,决意抗敌。

他和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何可纲等,集将士誓死守城。袁崇焕刺出自己鲜血,写成文告,让将士传阅,更向士卒下拜,激以忠义。全军上下在他的激励下人人热血沸腾,决心死战。

他又下令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麒,凡是宁远有兵将逃回来,一概抓住斩首。山海关有他的上司辽东经略高第镇守,袁崇焕的职权本来只能管到宁远和前屯,山海关总兵杨麒他是管不着的。但这时还管他甚么上司不上司,职权不职权,“×他妈,顶硬上,几大就几大!”(淞沪之战时,十九路军广东兵守上海,抗御日军侵略,当时“×他妈,顶硬上”的广东三字经,在江南一带赢得了人民的热烈崇敬。因为大家都说:广东兵一骂“×他妈!”就挺枪冲锋,向日军杀去了。)

他母亲和妻子这时也在辽西,大概住在山海关或前屯卫后方。他将母亲和妻子都搬到宁远城中来住。全家和宁远共存亡的决心,表现得再清楚也没有了①。

二十四日,清兵到达城下。袁崇焕初次见到“辫子兵”的威猛。

清兵都有辫子,在那时,汉人只要听到“辫子兵”三字,不由自主的就胆战心惊,直到十余年后仍是如此。李自成部下都是身经百战的悍将健卒,席卷而东,攻破北京,在山海关前的一片石和吴三桂部大战时,丝毫不落下风。但清兵突然出现,李自成军中响起“辫子兵来了!辫子兵来了!”的惊呼,二十万大军就此全军大溃,一败涂地。李自成逃出北京,向西急窜,“大顺”朝终于覆灭。在那时候,“辫子兵”就是“无敌雄师”的代名词。

袁崇焕并不是比李自成更会打仗,他部下的兵将也并不更为勇猛。但他更加镇定,更加坚决,他没有个人的自私欲望,不像李自成那样想做皇帝。真所谓“无欲则刚”,所以他比李自成更刚强。

他是“×他妈,顶硬上”的英雄。

但他部下的兵将不是广东人,主要是辽河两岸的关外健儿,其他各省的都有。只因为主帅有“顶硬上”的英锐之气,部属也都跟着他“顶硬上”了。

这时宁远守兵约一万,而清兵有十三万。向来明清交战,总是明兵多而清兵少,这次却众寡易势,大军都在经略高第手中。高第全军据守山海关,果然并不派兵来救。

努尔哈赤先分遣部队绕过宁远,在城南五里处切断了通向山海关的大路,然后放几名俘虏来的汉人去宁远向袁崇焕传话:“我这次带了二十万大军来攻,宁远非破不可。守城官如投降,我一定大加优待,封为大官。”袁崇焕回答说:“你突然领兵来攻,那是甚么道理?锦州与宁远两城,你本来已经占领,又再放弃。我修筑好了来住,自然要死守,怎肯投降?你说有二十万兵,未免夸大。你真正的兵力大约是十三万,我倒也不以为来兵太少了。”②

努尔哈赤于是大举攻城。

当时朝鲜使者带同翻译官韩瑗去北京朝见皇帝,刚到达宁远。袁崇焕很高兴的招待使节及其随从。朝鲜使节见守军甚是镇定,暗暗感到奇怪。袁崇焕和三数幕僚闲谈,及报清兵攻到,袁崇焕乘轿至战楼,又与韩瑗等谈古论今,泰然自若,全无忧色。过了不久,忽听得一声大炮,声动天地。韩瑗大惊,只吓得低下了头抬不起来。袁崇焕笑道:“贼兵来了!”打开城头敌楼的窗子,向外望去,只见清兵蔽野而来。城中却声息全无。

成千成万的辫子兵冲到了城边,突然之间,城头举起千千万万火把,矢石如雨般投下城去。战事越来越激烈,明军忽然从城头的每一个石堞间推出一个又长又大的木柜,这些大木柜一半在堞内,一半探出城外,大柜中伏有甲士,俯身射箭投石,投完了便将大本柜拉进来,再装矢石出去投掷。跟着地雷爆发,土石飞扬,无数清兵和马匹被震上半空③。攻城清兵的先锋部队是铁甲军,每人身上都披两层铁甲,称为“铁头子”。清兵以坚车攻城,车顶以生牛皮蒙住,矢石不能伤。城内架起西洋大炮十一门,在城头轮流轰击,每一炮打出去,破坏杀伤及于数里④。

清兵奋勇迫近,推了铁裹车猛撞城墙,声音轰隆轰隆,势道惊人,撞击了很久,城墙撞破的地方很多。清兵再用像云梯那样的裹铁高车来撞击城墙高处。随后又把裹铁车推到城墙边,上面用木板遮住,以挡城头投下的矢石,车里藏了兵士,用铁锹挖掘城墙墙脚。清兵攻进了城墙下的死角,大炮已打他们不到。在这危急之时,守军想到了计策,抬了屋子前的长条大阶沿石从城上投下去。阶石十分沉重,铁车上的木板挡不住,压死了不少清兵。

攻城时候经历很久,城基被清兵挖成了一个个凹龛,清兵躲在城墙洞内向里挖掘,城上再投大石下去,就打不到了。这时宁远四周十余里的城墙墙脚已被挖得千孔百疮,眼看城破在即,满城百姓惊惶得很,都抱怨说:“袁爷为了他自己一人,害死了我们满城百姓。”

大家正在跋徨无策之时,通判金启?埃ㄕ憬耍┝偈毕氤隽思讣率轿淦鳎鹨┤*在芦花褥子和被单上,纷纷投到城下去。他将这件新式武器取名为“万人敌”。当时是正月,气候酷寒,攻城清兵见到被褥,就都来抢夺,城上将火箭、硝磺等引火物投下去,“万人敌”立即燃烧,烧死了无数清兵。另有一种“万人敌”是将火药放在空心的大泥团中,外面围以木框,点燃了药引投下城去,泥团不断旋转喷火,烧死敌兵。那位通判在赶制“万人敌”之时,火药碰到火星,不幸被烧死了⑤。

这时城墙被撞垮了一丈多,袁崇焕不能再泰然自若了,亲自搬石来堵塞缺口,连受了两次伤。部将劝他保重。他厉声道:“宁远虽只区区一城,但与中国的存亡有关。宁远要是不守,数年之后,咱们的父母兄弟都成为鞑子的奴隶了。我若胆小怕死,就算侥幸保得一命,又有甚么乐趣?”撕下战袍来裹了左臂的伤口又战。将士在他的榜样之下,人人奋勇,终于堵上了缺口⑥。

二十五日清兵又猛攻,袁崇焕督将士死战。清太祖努尔哈赤也受了伤。血战三日,清兵损失惨重,终于不得不下令退兵。

此役杀死了清军中着锦衣的军官十余人,即满洲人称为“牛录额真”的。清兵退去后,守军将五十名敢死队用长绳缒到城下,拾到了十余万支箭。城墙上给清兵挖出的洞穴有七十余个。这时点查火药库,火药也用尽了,局面真是危险得很。

敌军解围而去之后,百姓感到安全了,满城大哭,纷纷去拜谢袁崇焕与满桂的救命之恩。为甚么要“满城大哭”?想来是既感激又惭愧,又是说不出的欣喜罢?

第二天早晨,清兵大队人马拥聚在城外大平原一边。袁崇焕派遣一名使者,备了礼物去送给努尔哈赤,对他说:“老将横行天下为时已久,今日败于小子之手,只怕是天意了。”努尔哈赤已受重伤,于是回送礼物及名马,约期再战。

所谓“约期再战”,只是掩饰面子的话。努尔哈赤不敢再攻宁远,转而去攻觉华岛泄愤。

袁崇焕招募来的两广子弟兵,在宁远之战中似乎并未发生如何重大的作用。据我猜想,极可能是袁崇焕派了广东水师守觉华岛。觉华岛现在叫做菊花岛,在宁远海外,当时是关外屯聚粮草的重地,因为关外军粮靠海运接济,在觉华岛起卸最方便。寒冬之际,海面结了厚冰,变成了陆地,广东兵所擅长的水战完全用不上,只得把车辆排起来当防御工事,在冰上和清兵打陆战,结果全军覆没,岛上十余万石粮食尽被焚毁。这几千名广东海军,大概多数在这一役中牺牲了⑦。努尔哈赤对诸贝勒说:“我自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甚么单是宁远一城就打不下来?”心中十分恼怒。此后伤势一直未愈,七月间到清河温泉疗养,派人去召大福晋(正妃)来,同回沈阳,在离沈阳四十里处的…ゼΡ*逝世,年六十八岁。

努尔哈赤一生只打了这一个大败仗。清人从此对袁崇焕十分敬畏⑧。

袁崇焕指挥这个战役很有儒将风度,坐轿子在城头敌楼中督战,打了胜仗之后,派使者送礼物给努尔哈赤,颇有《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周瑜羽扇纶巾、谈笑用兵的气派;也似南朝梁朝大将韦睿临阵时轻袍缓带,乘舆坐椅,手持竹如意指挥军队。韦睿身子瘦弱,但战无不胜,敌军畏之如虎,称为“韦虎”。不过到了当真危急之时,袁崇焕也不能再扮儒将了,只得以“蛮子”姿态来死拚。

①见李光涛《清入关前之真象》。但此节不见于其他记载,不知李先生有何根据。

②《清太祖实录》卷十。

③据日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中所引述朝鲜使者当时在宁远城头的目睹记。

④据《胪天颂笔》。

⑤据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引宁远围城时在鼓楼前开店的一名花椒商人所述。

⑥据梁启超《袁崇焕传》。该传中叙述清兵败退后,“崇焕复开垒袭击,追北三十余里,清军大乱,死者逾万人。”与其他资料不符,今不取。

⑦袁崇焕《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慨自战守乖方,屡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调南北水陆舟师,谓尔乘船如马,遂调之来为进取也。据尔等间关远至,岂不欲灭此朝食,一航而金复归,再航而黄龙扫哉?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冱寒之月,冰结舟胶,窘尔之所长,乌得不及于难?说者谓谋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势,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尔等计无复之,愤然以死,略无芥蒂,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请命于天子,谅为之恤,所以不没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灵之所栖荡也,望故乡以何日?即转劫而无期,苒苒游魂,何不相结为厉,歼仇泄愤?在生之志,借死以伸,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尔其勉之。不腆之奠,涕与俱之。尚飨。”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广州府部·祠庙考》中,记载东莞县有一座敕建忠愍祠,“天启七年,奉敕建,为辽将死事阵策,在教场尾。”陈策不知怎样在辽西牺牲,相信他是袁崇焕从故乡带去的子弟兵之一。天启七年的冬天,袁崇焕已回东莞,这座忠愍祠很可能是他向朝廷申请,由皇帝下敕建造,以纪念他在关外殉国的旧部。

⑧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焕传》中说:“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金庸《袁崇焕评传》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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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庸  

当朝中得到清兵大举来攻的讯息时,百官惊惶之极。兵部尚书王之光与廷臣商议,人人束手无策,以为这一次宁远一定要失了,不知山海关是否能保得住。后来得到捷报,朝野自然喜出望外,谢天谢地。

高第因不援宁远而免职,以王之臣代。袁崇焕升为右佥都御史。那是正四品的官。

三月,复设辽东巡抚,由袁崇焕升任。但魏忠贤见他地位重要了起来,开始对他提防,派了两名亲信太监刘应坤与纪用去宁远监军。皇帝派特务监视部队长官,是历代政治腐败时常常出现的情形。特务干预军事,后果一定极差,所以袁崇焕上疏反对,但抗议无效,特务太监非来不可。朝廷为了安抚他,加他一个兵部右侍郎(正三品,相当于国防部第二副部长)的头衔,并赏银币,子孙世袭锦衣千户。

在这时候,袁崇焕与大将满桂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的原因在于另一个大将赵率教。

满桂和赵率教都是第一流的将领,但性格很不同①。满桂是蒙古人,非常的戆直,简直有些傻里傻气。赵率教却十分的机灵精乖,相信他一定很会讨好上司,所以每一个辽东统帅自袁应泰、王在晋、孙承宗、高第、以至袁崇焕,个个都很喜欢他(在《碧血剑》小说里,当袁承志周岁时送金项圈的就是他)。

满桂和他本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清兵大举来攻宁远时,赵率教在前屯卫镇守,派了一名都司、四名守备带兵来援。当时大敌压境,赵率教自己不来和上司及好朋友共赴患难,所派的援兵又到得很迟,满桂大大不高兴,不许援兵进城,后来因袁崇焕的命令才放他们进来。等到宁远解围,赵率教想分功。满桂不许,又骂他为甚么自己不来救援,太没有义气。两人为此大吵。大概满桂的态度十分粗鲁,蒙古三字经骂之不已,说不定还想出拳打人,袁崇焕便袒护赵率教。冲突转移到了袁、满二人之间,或许满桂对上司不够尊敬,于是袁崇焕要求将满桂调走②。

朝廷群臣都知道满桂打仗的本事,但将帅不和总是不对,便依从了。可是经略王之臣极力认为满桂决不可去。朝廷召还满桂的命令已颁下了,于是听了王之臣的主张,再命满桂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坚决不接受。朝廷无法,只得将满桂调回北京,保留左都督原官,派在国防机构办事。

这件事情显然是袁崇焕的蛮子脾气发作,冲动起来,作出了违反理智的决定。由于王之臣袒护满桂,袁崇焕又去和王之臣吵闹。朝廷怕王之臣与袁崇焕不断冲突,坏了大事,于是将指挥权划分为二:关内的部队由辽东经略王之臣指挥,关外部队则由辽东巡抚袁崇焕指挥。经略的官比巡抚大,但这时袁崇焕已不属辽东经略管了。

袁崇焕毕竟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冷静下来之后,知道是自己的不对,于是上奏请再用满桂。朝廷当然批准,派满桂兼统关内外兵马,赐尚方剑。王之臣和袁崇焕是文官,等于现在的政委;满桂是武将,是部队司令。武将受文官指挥。幸亏袁崇焕不坚持错误,否则二次宁远大战,就不能得到满桂这样的大将来主持城防。

在这时候,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这道奏章有很大的重要性。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三、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最担心的事,是立了功劳之后,敌人必定要使反间计,散播谣言,而本国必定有人妒忌毁谤③。

他深知明军的战斗力不如清军,野战不利,只有用己之长,所以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

所统带的部队无力打野战,作为主帅,自然深感棘手。但训练一支善打野战的劲旅,非一朝一夕之功,那是无可奈何的;而对于势所必至的朝臣忌功中伤,更是无可奈何,只有盼望皇帝和大臣们能加以照顾了。

袁崇焕也不是一味的蛮干,有时也有他机灵的一面。他对魏忠贤派去监视他的两名特务太监敷衍得很好。当年冬天,他带同赵率教以及两名特务太监刘应坤、纪用,兴办防御工事及屯田,渐渐又再收复了高第所放弃的土地。

他在奏章中将这两名太监的功劳吹嘘了一番,所以魏忠贤和刘应坤、纪用三人都得到了封赏。刘、纪二人似乎也不是坏太监,并没有对袁崇焕掣肘阻挠,后来宁锦大战,刘应坤在宁远上城督战,纪用在锦州上城督战,都勇敢得很。大概二人为袁崇焕的忠勇所感召,也变得忠勇起来。可见也不是所有的太监都是坏人,主要还在领导者如何领导。

①《明史·满桂传》:“桂椎鲁甚,然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明史·赵率教传》:“率教为将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劳而不懈,与满桂并称良将。二人既殁,益无能办东事者。”

②袁崇焕奏章中说满桂“意气骄矜,谩骂僚属,恐坏封疆大计,乞移之别镇,以关外事权归率教。”

③《明史·袁崇焕传》引述他的奏章:“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瑕以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自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



金庸《袁崇焕评传》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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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庸  

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接位。

皇太极的智谋武略,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本身的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由于种族偏见,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高瞻远瞩、明断果决,自唐太宗以后,中国历朝帝皇没有几个能及得上①。

努尔哈赤是罕有的军事天才,这个老将终于死了,继承人是一个同样厉害的人物。皇太极的军事天才虽不及父亲,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袁崇焕所受到的压力一点也没有减轻。皇太极接位之时,满洲正遭逢极大的困难。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努尔哈赤遗命是四大贝勒同时执政,行的是集体领导制,皇太极的权位很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传统市场。满洲当时在生产上是奴隶制,掳掠了大批汉人来农耕,生产力相当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饥荒②。如向关内侵略,却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

在这时候,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

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正是理想的掠夺对象。在外交上,朝鲜采取的是“事大(对明)交邻(对日本、满清)”政策。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皮岛总兵官毛文龙粮食,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同时在必定可以得到的军事胜利之中树立威望,巩固权位。

明朝方面的困难也相当不小。

训练一支既能守,又能战,再能进一步收复失地的精锐野战军,需要相当时间。

袁崇焕任宁前道佥事时,山海关外四城,纵深约二百里,广约四十里,屯兵六万余人,粮饷全靠关内支给。后来在孙承宗、袁崇焕主持下,恢复锦州、中屯、大凌河诸城,国防前线向北推展,屯田数千顷,兵士足食。高第代孙承宗为经略,尽弃锦州诸城,宁远没有了外卫,也没有了粮源。靠朝廷接济是很靠不住的,朝廷对于拖欠粮饷向来兴趣浓厚。袁崇焕做辽东巡抚,首要目标是修复锦州、大凌河等城堡的守备,然后屯田耕种。但筑城工程费时甚久,又不能受到敌人干扰,在和满清处于战争状态之时无法进行。

所以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以便进行自己的计划。明方是练兵、筑城、屯田,清方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具备了议和的条件。

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因为明清双方的国力实在太过悬殊。明方那时的人口,官方的纪录是六千多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当时男丁要被政府征去义务劳动,不参加的要缴钱代替,所以百姓尽可能的瞒报人口。外国学者们的估计相互差距很大,最高的估计认为那时中国人口是一亿五千万人。我相信决不会少于一亿人③。女真人大概不到五十万人④。人口的对比是二百比一甚至三百比一。满清所占的土地,只是今日吉林、辽宁、黑龙江的一部份,与明方相比也是相差极远。明方火器犀利,葡萄牙大炮尤其非清兵所能抵挡。

清方的长处,主要只是“明朝本身的腐败”,以及清军战斗力强劲和统帅部高明的军事才能。只要袁崇焕镇守宁远,清方的长处就发挥不出了。持久的缠斗下去,满清势必难以支持。

袁崇焕宁远大捷,在军事上并无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并没有摧毁清军的主力,甚至没有削弱清军的战斗力。然而在政治上,对士气与民心却有非常巨大的振奋作用,这使中国军民知道清军也不是不会打败仗的。经此一役之后,本来投降了满清的许多汉人官吏和士卒又逃回来了。宁远城头的大炮,轰碎了“女真满万不可敌”的神话⑤。

清方从来没有期望真能征服明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祖宗,长期来做明朝所封的边疆小官。努尔哈赤幼时住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里,类似童仆奴隶。所以他们对于明朝有先天性的敬畏,自卑感很深。宁远之战,使他们下意识中隐伏着的自卑感又开始抬头。

明朝是自己覆灭的,并非给满清所打垮。

满清与明军交战,始终强调“七大恨”,满清认为明朝有七件大事欺侮女真人,逼得他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⑥。满清一直没有自居能与明朝处于平等地位。“七大恨”的基本思想,是抱怨明朝作为最高统治者,却在努尔哈赤与敌对部族发生争执时袒护对方,没有公平处理,那是下级对上级的申诉。例如第五大恨的“老女事件”,叶赫部的一个王公本来答应把他十四岁的妹妹送给努尔哈赤为妾,但二十年后,这个三十六岁的“老女”改嫁给蒙古王子,努尔哈赤认定是出于明朝的授意,身为上级而不秉公断事。

差不多在每个战役之后,清方总是建议谈和。因为他们对于目前的成就早就喜出望外,本来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只求明方正式承认他们所占的土地,让他们能永久保有,就已心满意足了。但明朝从来置之不理,认为对方根本没有谈和的资格。明朝的态度是这样:“你们是朝廷的部属,只能服从命令,怎么能要求谈判和平?”这种死要面子的心理,使得明朝始终没有能争取到一段喘息的时间来整顿军备、巩固防御。袁崇焕充分了解到争取暂时和平的必要。努尔哈赤的逝世正是一个好机会。这时刚好有一个五台山的喇嘛李喇嘛来到宁远。满洲人信佛教,尊崇喇嘛,袁崇焕就请李喇嘛作居间的使者,派了两名都司和随从等三十三人,于天启六年十月去沈阳吊祭努尔哈赤之丧,作初步的和平试探。但他知道朝廷绝不喜欢提“议和”两字,所以报告朝廷时,只说是派人去窥探虚实,以决定对之征讨呢,还是招安⑦。这种夸大的说法,目的自在满足皇帝和大臣的虚荣心。

明清双方统帅都熟知《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袁崇焕这出“柴桑口卧龙吊丧”,皇太极如何会不省得?他将计就计,于十一月派了两名使者,与李喇嘛一起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表示了和平的意向。其中说:“你停息干戈,派李喇嘛来吊丧,并贺新君登位。你既以礼来,我也当以礼往,所以派官来道谢。至于和议一事,我父亲上次来宁远时,曾有文书给明朝朝廷,请你转呈,但迄今没有答复。你的君主如果答应前书,愿意和平,应当以诚信为先。”

书信中将金国(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后来才改为“大清”。⑧)与中国平头并列。袁崇焕深刻了解朝廷自高自大,对于文书的体例十分看重,如将来信转呈,必定要碰大钉子,同时见到信中语气也不大客气,便告知使者说,此信格式不合,碍难入奏,将原信交给使者退回。皇太极改写了信封上的格式,袁崇焕认为仍然不对,又再退回。皇太极第三次改写,自处于较低地位,袁崇焕才收了信。但明朝仍是一贯的不答。

第二年正月(在金国是天聪元年),皇太极再遣前使,致书袁崇焕求和,信中说:“两国所以构兵,在于以前明朝派到辽东的官员认为中国皇帝是在天上,自高自大,欺压弱小部族,我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下面照例列举七大恨,然后提议讲和。讲和要送礼,要求最初缔结和约时中国送给金国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缔约后两国每年交换礼物,金国送礼: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中国送礼: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两国缔结和约后,就对天发誓,永远信守。

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可见当时满清深感财政困难,对布匹的需要尤其殷切。

大概袁崇焕要奏报朝廷,等候批复,所以隔了两个月金国使者才回去,随同明方使者,带去袁崇焕及李喇嘛的书信各一;猜想朝廷对金方的要求全部拒绝,所以袁崇焕无法作出任何让步,他的回信内容雄辩,文采焕发,说道:过去的纠纷,都是因双方边境小民口舌争竞而起,这些人都已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再要追究是非,也已无法到阴世地府去细查,只盼双方都忘记了吧。你十年苦战,既然为的只是这七件事,现在你的仇敌叶赫等等都早给你灭了。为了你们用兵,辽河两岸死者岂止十人?仳离改嫁的哪里只有老女一人?辽沈界内人民的性命都不能自保,还说甚么财物?你的仇怨早都雪了,早已志得意满。只不过这些极惨极痛之事,我们明朝难以忍受罢了。今后若要修好,那么请问:你如何退出已占去的城池地方?如何送还俘虏去的男女百姓?只有盼你仁明慈惠、敬天爱人而作出决定了。你所要求的财物,以中国物资的丰富,本来不会小气,只是过去没有成例,多取也不合天意,还是请你重行斟酌罢。和谈正在进行,你为甚么又对朝鲜用兵?我们文武官属不免怀疑你言不由衷了。希望你撤兵,以证明你的盛德。

李喇嘛的信中说:袁巡抚是活佛出世,对于是非道理,心下十分分明,这样的好人是不容易遇到的,愿汗与各王子一切都放开了吧,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皇太极回信给袁崇焕说:过去的怨仇,当然是算了,否则又何必议和修好?你们的土地人民归我之后,都已安定,这是天意,如果重行归还,那既违反天意,又对不起人民。金国所以要出兵朝鲜,完全是由于朝鲜不对,现在已讲和了。说到“言不由衷”,为甚么你一面说要修好,一面又派哨卒来我方侦察,收纳我方逃亡,部队逼近我边界,修筑城堡?其实是你才“言不由衷”,我国将帅对你也大有怀疑。至于所要求的“初和之礼”,金银等可以减半,缎布只要原来要求的半成。我方也以东珠、人参、狐皮、貂皮等物还赠,表示双方完全公平。既和之后,双方互赠仍如前议。如果同意,希望办得越快越好。

关于来往书信的格式,皇太极提议:“天”字最高,明朝皇帝低“天”一字,金国汗低明朝皇帝一字,明朝诸臣低金国汗一字。

他答复李喇嘛的信中,抱怨明朝皇帝对他的书信从来不加理睬;又说:你劝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话很对,但为甚么只劝我而不去劝明朝皇帝?如果双方都回头修好,岂不甚善?

后来皇太极又致书袁崇焕,抗议他修筑塔山、大凌河、锦州等城的防御工事,认为是缺乏和平诚意,并提议划定疆界。平心而论,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金国也难免气愤。金国的经济要求,虽说是双方互赠,实质上当然是金方大占便宜。金方答应赠送的东珠、人参、貂皮等物,大概最多只能抵过绸缎布匹的价值,明方付出的每年一万两黄金、十万两银子,等于是无偿赠与。那时一两黄金约等于十两银子(明初等于四两,后来金贵银贱),明朝每年以二十万两银子买得一年和平,代价低廉之至。熊廷弼守辽之时,单是他一军每个月的饷银就需十多万两银子。如果有了十年和平,大加整编军队,再出兵挑战,主动与被动的形势就转过来了。

皇太极对于缎布的要求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且又建议以适当礼物还报,希望和议尽快办理,可见对于缔结和平的确具有极大诚意。他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⑨。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当时议和的障碍,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

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大家抱着同样的心理:赞成和金人议和,就是大汉奸秦桧。这是当时读书人心中的“条件反射”。

袁崇焕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议和,朝臣都不附和。辽东经略王之臣更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说这种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

其实,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

在南宋时,金兵已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全部,议和等于是放弃收复失地。但在明朝天启年间,金人只占领了辽东,辽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暂时议和,影响甚小。

南宋之时,岳飞、韩世忠、刘鑉、张俊、吴璘、吴玠等大将,都是兵精能战,金人后方不稳,形势上利于北伐,议和是失却了恢复的良机。明末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兵,惟一可以依赖的只有西洋大炮。但当时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动,只能用于守城,不能用于运动战。

对于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议和,宋方绝对屈辱,每年片面进贡金帛,并非双方互赠。宋朝皇帝对金称臣BC。然而皇太极却甘愿低于明朝皇帝一级,只要求比明朝的诸臣高一级。皇太极一再表示,金国不敢与中国并列,只希望地位比察哈尔蒙古人高一等就满足了BD。他和袁崇焕书信来往,态度上是很明显的谦恭BE。

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皇太极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后来索性改了国号,不称金国,而称“大清”,以免引起汉人心理上敌对性的连锁反应BF。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但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谈判全无结果。

当时主张和金人议和,非但冒举国之大不韪,而且是冒历史上之大不韪。中国过去受到外族的军事压力而议和,通常总是屈辱性的,汉人对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将“议和”、“投降”、“汉奸”三件事联系在一起。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过。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培养国力,到汉武帝时才大举反击。唐太宗李世民曾与突厥议和(那时是他父亲李渊做皇帝,但和议实际上是李世民所决定),等到整顿好军队后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过这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观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与侵略本国的外敌议和是投降,是汉奸。”其实,同是议和,却有性质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基本关键在于:议和是永久性的投降?还是暂时妥协、积极准备而终于大举反攻、得到最后胜利?议和停战只是策略,决不等于投降。然而明末当国的君臣都是庸才,对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大局发展的前途都是茫无所知,既无决战的刚勇,也无等待的韧力。袁崇焕精明正确的战略见解,朝廷中下意识的认为是“汉奸思想”。

袁崇焕当然知道如此力排众议,对于自身非常不利,然而他已将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只是以大局为重BG。以他如此刚烈之人,对声名自然非常爱惜,给人骂“汉奸”,那是最痛苦的事。比较起来,死守宁远、抗拒大敌,在他并不算是难事,最多打不过,一死殉国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但要负担“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责任,可艰巨得多了。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刚强的人,越是不重视性命而不肯忍受耻辱。越是儒家的书读得多,心中历史感极其深厚的人,越是宝贵自己的名节。文天祥《正气歌》中所举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迹,如张巡睢阳死守,颜杲卿常山骂贼,袁崇焕做起来并不困难。对于性格柔和的人,当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义难,在袁崇焕这样的伟烈之士,却是守宁远易而主和议难。主张议和,他必须违反历史传统、违反举国舆论、违反朝廷决策、更违反自己的性格。上下古今,一切都反,连自己都反。

他是个冲动的热情的豪杰,是“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钩”的刚士,是行事不顾一切、“几大就几大”的蛮子,可是他终于决定:“忍辱负重”。

在他那个时代,绝无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习惯与风度。连袁崇焕自己在内,都相信“国人皆曰可杀”多半便是“可杀”。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是正人君子纷纷牺牲生命而提出正义见解的时代。卑鄙的奸党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士林中对风骨和节操越是看重。东汉和明末,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两个时期。岁寒坚节,冰雪清操,在当时的道德观念中,与“忠”、“孝”具有相同的第一等地位。他很爱交朋友,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如果他终于因主和而为天下士论所不齿,对他将是多么严重的事。

他对金人的和谈并不是公开进行的,因此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抨击,但他当然预料到将来终于要公开,清议和知友的谴责不可避免的会落到头上。

在袁崇焕死后十三年的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等民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甚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

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

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漏,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

袁崇焕却胆敢进行议和。那正是出于曾子所说“只要深信自己的道理对,虽有千万人反对,我还是干了”那种浩然之气BH。

诸葛亮出师北伐,天下皆称其忠。岳飞苦战抗敌,天下皆知其勇。袁崇焕的功业或许比不上诸葛亮和岳飞,虽然,那也是很难真正比较的,然而他身处嫌疑之地而行举世嫌疑之事,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负担,诸葛亮和岳飞却幸而不必经受。袁崇焕有一句诗:“心苦后人知”。当真是英雄寂寞,壮士悲歌。他明知不能得到当时的谅解,只盼望自己这番苦心孤诣能为后人所知。当我写到这一段文字时,想到他的耿耿之怀,悠悠之心,忍不住又感到了剧烈的心酸,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壮美,深刻的凄怆意。

正确的战略决策无法执行,朝政越来越腐败,在魏忠贤笼罩一切的邪恶势力下做官,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关外酷寒的天气,生长于亚热带的广东人实在感到很难抵受。在这期间,袁崇焕从广东招募来的人员中有人要回故乡去了,临别时问他:你留在这里继续担当艰危呢,还是回乡以求平安?

他写了一首诗回答:我和你曾同生共死,我的内心你还不明白吗?又何必问安危去留?我在这里奋不顾身,本来不是为了富贵。故乡的亲友们如果问起,请你转告:边界还没有平靖,我只有感到惭愧,当然要继续干下去BI。

袁崇焕是三兄弟中的老二。大哥崇灿当他在关外时在故乡逝世。三弟崇煜随着他在军中办事,后来也告辞回乡。袁崇焕从宁远送他到山海关而分手,写了两首诗给他,说:边疆需要人守御,升平还没有得到,我早已决心报国,安危去留的问题不必提了BJ。

①皇太极在西方人的书中写作Abahai,法国学者格奥赛(RenéGrousset)在《中华帝国的兴起与辉煌》一书中有“一六四四年的大变”一章,其中说:“皇太极是蛮人中的一个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军事才能,和对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结合起来。”

②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银三百两。牛一,银百两。蟒缎一,银百五十两。布匹一,银九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或行劫杀。于是诸臣入奏曰:盗贼若不按律严惩,恐不能止息。上恻然,谕曰:今岁国中因年饥乏食,致民不得已而为盗耳。缉获者,鞭而释之可也。遂下令,是岁谳狱,姑从宽典。仍大发帑金,散赈饥民。”他宽待因饥饿而为盗的百姓,与崇祯督促部将“限期破贼、杀贼立功”的政策恰正相反。

③何柄棣: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AspectsofSocialMobility,1368—1911一书中,认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万,到明末时已涨了一倍以上。

④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文中,根据朝鲜《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的资料,认为一六二一年时,努尔哈赤的兵数二十万,再加上妇女老少,“全人数当在四、五十万左右。”

⑤《天聪实录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东华录》载天聪三年八月戊辰,“大臣同谋倡逃”。《明清史料》乙编载,崇祯二年二月二十一,袁崇焕塘报:“一日之内,降者竟前后接踵而至。”

⑥“七大恨”:一、明朝杀害金人的二祖;二、袒护金人的仇敌哈达;三、越界出兵,助金人的世仇叶赫抗金;四、明人越界,金人根据誓约杀了,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来杀死,以资报复;五、明朝造成老女改嫁;六、移置界碑,抢夺金国的人参、貂皮;七、听信叶赫,写信来辱骂侮慢。

⑦“观其向背离合之意,以定征讨抚定之计。”见《两朝从信录》。

⑧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史书上称为“后金”,以与宋朝时的“金”有所分别。到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才改为“大清”。所以本文中的满清,其实都应称“金”。“满洲”的名称,也要到改了“大清”的国号之后才出现,以前称“建州”或“女真”。多数学者认为,“满洲”是文殊菩萨的“文殊、曼殊”的音转。为了便于读者,本文中不将“金、清”“建洲、满洲”等称呼根据历史年代而作分别。

⑨《太宗实录稿》:天聪七年十月,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数之兵,若稍亏损,何以前图?”

BC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十二年正月,宋金和议达成,高宗赵构向金国上表称臣,表中说:“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日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BD《太宗实录》卷十二,天聪六年六月,皇太极致书大同守将求和,信中说:“和事既成,自当逊尔大国,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可也。”

BE皇太极来信的开头是(根据原信):“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后来乾隆时修订《太宗实录》觉得语气太卑,才改为《皇帝致书袁巡抚》,但当时皇太极未称帝,决不可能有“皇帝”的称呼。)袁崇焕书信的开头是:“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汗帐下:再辱书教,知汗渐欲恭顺天朝,息兵戈以休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无量也。”

BF后来皇太极在写给祖大寿的信中(那时袁崇焕已死),曾说:“尔国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然尔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此一时,天时人心,各有不同。尔大国岂无智慧之时流,何不能因时制宜乎?”其实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一直自认是金的子孙,他为了求和,连祖宗也不认了。

BG他后来在写给崇祯的奏章中说:“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所以他的知己程本直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怕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所谓“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就是与金人议和。

BH《孟子·公孙丑》:“昔者曾子谓子襄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BI袁崇焕《边中送别》:“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BJ袁崇焕《山海关送季弟南还》:“公车犹记昔年情,万里从我塞上征。牧圉此时犹捍御,驰驱何日慰升平?由来友爱钟吾辈,肯把须眉负此生?去住安危俱莫问,燕然曾勒古人名。”“弟兄于汝倍关情,此日临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才堪逐电三驱捷,身上飞鹏一羽轻。行矣乡邦重努力,莫耽疏懒堕时名。”其中“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两句,写出了他两兄弟豪迈的性格,就诗而论,也是豪迈的好诗。



金庸《袁崇焕评传》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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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庸  

在这段时期中,皇太极进攻朝鲜,打了几个胜仗后,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每年从朝鲜得到粮食、金钱和物品的供应。皇太极本来提出三个条件:割地、擒毛文龙、派兵一万助攻中国。朝鲜对这三个条件无法接纳,但在经济上尽量满足满清的要求。同时在此后的明清战争中,朝鲜改守中立,使满清去了后顾之忧。

在皇太极对朝鲜用兵之时,袁崇焕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派水师去支援皮岛的毛文龙,另派赵率教、朱梅等九员将领率兵九千,进兵三岔河,牵制清军,作朝鲜的声援。但朝鲜不久就和满清订了城下之盟,赵率教等领兵而回,并未和清军接触。

皇太极无法和明朝达成和议,却见袁崇焕修筑城堡的工作进行得十分积极,时间越久,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于是决定“以战求和”,对宁远发动攻击。

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进攻辽西诸城堡,攻陷明方大凌河、小凌河两个要塞,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

五月十一,皇太极所率大军攻抵锦州,四面合围。这时守锦州的是赵率教,他和监军太监纪用守城,派人去与皇太极议和,那自是缓兵之计,以待救兵。皇太极不中计,攻城愈急。

袁崇焕派遣祖大寿和尤世禄带了四千精兵,绕到清军后路去包抄,又派水师去攻东路作为牵制。这时天热,海上不结冰,水师用得着了。

赵率教是陕西人,这人的人品本来是相当不高的。努尔哈赤攻辽阳时,赵率教是主帅袁应泰的中军(参谋长)。袁应泰是不懂军事的文官,赵率教却没有尽他做参谋长的责任,这个战役指挥得一塌胡涂。清军攻破辽阳,袁应泰殉难,赵率教却偷偷逃走了,论法当斩,不知如何得以幸免,想来是贿赂了上官。后来王化贞大败,关外各城都成为无人管的地方,赵率教申请戴罪立功,带领了家丁前去接收前屯卫,但到达时发觉已被蒙古人占住,他便不敢再进。努尔哈赤攻宁远,赵率教在前屯卫,距离很近,自己不亲去赴援,后来宁远大捷,他却想分功,以致给满桂痛骂,酿成了很大风波。

和满桂冲突时,袁崇焕相当支持他。赵率教感恩图报,又得袁崇焕时时勉以忠义,到锦州大战时,他突然之间似乎变了一个人。他和前锋总兵左辅、副总兵朱梅等率兵奋勇死战,和皇太极部下的精兵大战三场,胜了三场,小战二十五场,也是每战都胜。从五月十一打到六月初四,二十四天之中,无日不战,战况的激烈,不下于当年宁远大战。六月初四那天,皇太极增兵猛攻。锦州城中放西洋大炮,又放火炮、火弹和矢石,清兵受创极重。攻到天明时,皇太极见支持不住了,只得退兵,退到小凌河扎营,等候各路兵马集中整编。

赵率教转怯为勇,自见敌潜逃到拚死守城,自畏缩不前到激战二十四日,到后来更在保卫北京之役中血战阵亡,终于在历史上与满桂齐名,成为当时的两大良将。他这个重大转变,非常突出的证明了袁崇焕的领导才能。

皇太极整理好了部队,转而去攻宁远。

清军上次在宁远吃过败仗,兵将心中对袁崇焕都是很忌惮的。大贝勒代善见城中有备,就勒兵不攻。皇太极对诸将说:“先汗攻宁远不克,这次我攻锦州又不克,若再攻不下宁远,我可要声名扫地了。”于是下令总攻,击破城下明军骑兵,直薄城壁。

比之第一次宁远之战,袁崇焕部的战斗力已有增强,敢于到城外决战了。上次要清军退后,才派五十名敢死队缒到城下拾箭枝,可见不敢开城门。

满桂率领明军在城南二里列阵,城墙下环列枪炮。皇太极佯败,想引明军来攻,然后伏兵齐起。但明军没有上当,守垒不追。皇太极于是回军再战。

袁崇焕亲上城头督战,大声呼叫。满桂战于城外。祖大寿、尤世禄回师攻击清兵后路。双方死伤均重,满桂身中数箭。明军野战终于打不过清军,于是退入城中据守。这场大战打得十分惨烈,城壕中填满了两方军士的死尸。

守军又以葡萄牙大炮轰击,击碎清方大营帐一座及皇太极的白龙旗,杀伤清兵不少。明方的报告说,皇太极长子召力兔贝勒胸口中箭,另一子浪荡宁古贝勒在阵上被明军射杀,又杀固山(领七千五百人)四人、牛录(领三百人)三十余名。这报告失之夸大,事实上并无皇太极的儿子在此役中阵亡。但清方纪录中也说: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大将瓦克达、阿格等均受伤。

皇太极见部队损失重大,只得退兵,再攻锦州南面,亦不能拔,将士又遭到不少伤亡,将领觉多拜山、巴希等阵亡。七月,清兵败回沈阳。

这一役明朝称为“宁锦大捷”,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

袁崇焕在报功的奏章中,力称功劳最大的是满桂①。他和满桂向来颇有意见冲突,但在奏章中力称宁远大捷以满桂之功居多,可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

第一次宁远大捷是天启六年正月,第二次宁锦大捷是七年五月,相隔一年零四个月。在这短短的十六个月之间,袁崇焕加强了明军的战斗力,抢筑了锦州的防御工事,固守在清军的后路,使皇太极有后顾之忧,不敢久攻宁远。同时清军先攻锦州不克,再攻宁远,气势已挫。可见袁崇焕这十六个月中的准备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如果能多一些和平时期,局面当然更有改进。

这一仗大捷,军事上的主要因素之一,还是靠了葡萄牙的红衣大炮。明朝这时本来已驱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教士。传教士波尔、米克耳两人见到明清交兵,有机可乘,便发动澳门的葡人,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明朝于是召还已驱逐了的教士。本来秘密传教变成了公开,大批葡萄牙教士和炮手进入中国②。后来中国在外国教士和技师指导之下自行铸炮。所铸成的大炮也封了官,称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还派官祭炮,请将军发威破敌。金人要直到数年之后,才因投降的明人之助而开始铸造大炮。

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他中进士的主考官韩p、保荐他的御史侯恂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袁崇焕当然不肯克扣军饷去孝敬魏忠贤。但为了大目标是守御锦州、宁远,他也相当的委曲求全。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

但魏忠贤仍是不满意。所以虽有宁锦大捷,袁崇焕却得不到甚么重赏,只升官一级。奉承魏忠贤的官员却有数百人因此大捷而升官,理由是在朝中策划有功,连魏忠贤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从孙,也因此而封了伯爵。魏忠贤是太监,没有儿子,只好大封他侄儿,封他侄儿的儿子。

魏忠贤这时更叫一名言官弹颏袁崇焕,说他没有去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只得自称有病,请求辞职。魏忠贤立刻批准,派兵部尚书王之臣去接替。

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大喜若狂,而听到加给袁崇焕的罪名与评语竟是“暮气”两字,恐怕大喜之余,却也不免愕然良久吧?袁崇焕这样的人竟算“暮气沉沉”,却不知谁才是“朝气蓬勃”?

袁崇焕离开宁远时,心中感慨万千,可想而知。那时他还只四十岁左右,方当壮盛的英年,正是要大展抱负的时候。

立了大功反而被迫退休,他的部属将士既感诧异,更是忿忿不平。他写了一首诗给一个部将,诗中说:我们慷慨同仇,间关百战,功劳不小,皇上的恩遇也重。但我的苦心,却只有后人知道了。建功立业固然很好,回家休养也是不错。对于我的去留,大家不必感到不平罢。这首诗显得很有气度③。不过他对于天启皇帝,还是十分感激的。他本来是一个七品知县,自天启二年到七年夏天,短短的五年半之间,几乎年年升官,中间还跳级,直升到“巡抚辽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实在算是飞黄腾达。他自觉升官太快,曾上疏辞谢。他说在诸同年中,官职最高之人和他也差着好几级,为了要做部属武将的榜样,请皇帝收回升赏的成命。皇帝批复说:你接连三次谦辞,品德很好,但你功劳大,升官是应该的④。

他在回广东故乡途中,经过大庾岭时写了一首诗,感念天启对他的知遇之恩⑤。他心中明白,天启是个昏君,可是对待自己实在很好。

他到了广州,去光孝寺游览,踏足佛地,不禁想到生平杀人甚多,和环境大不调和⑥,然而那也只是感到不调和而已。英雄豪杰,一往无悔,却也无须对菩萨低头,不必对杀了该杀之人有甚么遗憾。

①袁崇焕的奏章中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合马交锋,即臣去年,亦自城上而下攻。自今始一刀一枪,下而拚命,不顾夷之凶狠剽悍。臣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誓一战以挫此贼。此皆将军满桂之功居多。”

②马耳丁的《鞑靼战记》中大吹葡萄牙传教的功劳,又说:“上帝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所以中国皇帝对鞑靼人(指满清)作战大胜。”其实天启皇帝信仰的是鲁班先师,并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

据冯承钧译、沙不列撰:《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崇祯三年,澳门葡人队长率士卒四百、大炮十尊入境效力。广州巨商恐失垄断中西贸易之利,厚赂朝臣,加以阻挠。后葡军队长公沙的西劳阵亡于登莱。《碧血剑》小说略取其意。

③袁崇焕《南还别陈翼所总戎》:“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麋鹿还山便,麒麟绘阁宜。去留都莫讶,秋草正离离。”其中“功高明主眷”这一句,不免含有苦涩的意味。天启决不是明主,天下皆知,自己功高如此,结果却得了这样的“眷”,这位“明主”,真是“明”得很了。

④袁崇焕《天启六年六月初十日谢升荫疏》中说:“且武人奔竞,少竖立便欲厚迁,稍不合辄思激去,要挟朝廷,开衅同类,今边疆始终不得一人之用,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处于恬,何以消诸将之竞?况臣原无富贵之心,又皇上所鉴也。”对这个辞赏的奏章,朝廷的批答是:“奉圣旨:袁崇焕存城功高,加恩示酬,原不为过;乃三疏控辞,愈征克让。还着遵旨祇承。该部知道。”

⑤袁崇焕《归庾岭》:“功名劳十载,心迹渐依违。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数卷封章外,浑然旧日归。”

⑥袁崇焕《遇诃林寺口占》:“四十年来过半身,望中祇树隔红尘。如今着足空王地,多了从前学杀人。



金庸《袁崇焕评传》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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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庸  

天启皇帝熹宗捉了几年迷藏(他初做皇帝时,爱和小太监捉迷藏),做了几年木工(不是做皇帝),天启七年八月,在二十三岁上死了。

天启的儿子都已夭折,有些后妃怀了孕,也都被客氏和魏忠贤设法弄得流产,所以没有儿子。由他亲弟弟信王由检接位,年号崇祯。

朱由检当时虚岁是十八岁。他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其实只十六岁另八个月。这个十七岁的少年皇帝不动声色的对付魏忠贤,先将他的党羽慢慢收拾,然后逼得他自杀。这场权力斗争处理得十分精采。

魏忠贤死后,附和他的无耻大臣被称为“逆党”,或杀头,或充军,或免职,人心大快,在“宁锦大捷”中冒功的人也都被清除了。

被魏忠贤逆党排挤罢官的大臣又再起用,他们都主张召回袁崇焕。天启七年十一月,升袁崇焕为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祯元年四月,再升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兵部尚书是正二品的大官,所辖的军区,名义上也扩大到北直隶(河北)北部和山东北部沿海,成为抗清总司令。不过蓟州、天津、登莱各地另有巡抚专责,所以袁崇焕所管的实际还是山海关及关外锦宁的防务。

明末军制,在外带兵的文臣,头衔最高的是督师,通常以木学士兼任,宰相出外带兵,才称督师;其次是总督或经略,由兵部尚书或侍郎兼任;更其次是巡抚;巡抚之下才是武将中最高的总兵官。袁崇焕不是大学士,却有了大学士方能得到的军事最高官衔。以前辽东历任军事长官都只是经略或巡抚。那时距他做知县之时还只六年。

袁崇焕在广东家居这几个月中,与一般文人诗酒唱和,其中最著名的朋友是陈子壮。

陈子壮是广东南海人,和袁同科中进士,陈是探花。他在作浙江主考官时出题目讽刺魏忠贤,因而被罢官。袁陈两人同乡同年,又志同道合,交情自然非同寻常。陈子壮在崇祯时起复,做到礼部侍郎,后来在广东九江起兵抗清,战败被俘,不降而死,也是广东著名的民族英雄。当时与袁时常在一起聚会的,还有几个会做诗的和尚。

袁崇焕应崇祯的征召上北京时,他在广东的朋友们替他饯行。画家赵蔼夫画了一幅画,图中一帆远行,岸上有妇女三人、小孩一人相送。陈子壮在图上题了四个大字:“肤公雅奏”,“肤公”即“肤功”,祝贺他“克奏肤功”的意思。图后有许多人的题诗,第一个题的就是陈子壮。这幅画本来有上款,后来袁崇焕被处死,上款给收藏者挖去了,多次易手流转,到光绪年间才由王鹏运考明真相。一群广东文人后来将图与诗影印成一本册子,承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原图目前是在香港。

“肤公雅奏图”上的题诗,大都是称誉袁崇焕的抗清功绩,预料此去定可扫平胡尘、燕然勒石,麟阁题名等等。好几人诗句中都提到袁崇焕的“谈锋”、“高谈”、“笑谈”①。喜与朋友们高谈阔论,一定是他个性中很显著的特点。

在这幅画上题诗的共有十九人,其中有和尚三人,有几个是袁的幕僚。值得注意的是,有八个人在十处地方提到了黄石公、赤松子、圯上、素书的典故,这决不会是偶然现象。这典故是说张良立了大功之后,随即退隐,才避免给猜忌残忍的刘邦所杀。在这次饯别宴中,袁崇焕的朋友们一定强调必须“功成身退”,大家对于皇帝的狠毒手段都深具戒心,所以在诗中一再警戒②。

七月,袁崇焕到达北京,崇祯③召见于平台,那是在明官左安门④。

崇祯见到袁崇焕后,先大加慰劳,然后说道:“建部跳梁,已有十年了,国土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

袁崇焕奏道:“所有方略,都已写在奏章里。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请给我放手去干的权力,预计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以恢复。”

崇祯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袁崇焕谢恩归班。崇祯暂退少憩。

给事许誉卿就去问袁崇焕,用甚么方略可以在五年之内平辽。袁崇焕道:“我这样说,是想要宽慰皇上。”许誉卿已服侍崇祯将近一年,明白皇帝的个性,袁崇焕却是第一次见到皇帝。许誉卿于是提醒他:“皇上是英明得很的,岂可随便奏对?到五年期满,那时你还没有平辽,那怎么得了?”袁崇焕一听之下,爽然自失,知道刚才的话说得有些夸张了。他答应崇祯五年之内可以平定满清、恢复全辽,实在是一时冲动的口不择言,事实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袁崇焕和崇祯第一次见面,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大概他见这位十七岁半的少年皇帝很着急,就随口安慰。

过了一会,皇帝又出来。袁崇焕于是又奏道:“建州已处心积虑的准备了四十年,这局面原是很不易处理的。但皇上注意边疆事务,日夜忧心,臣又怎敢说难?这五年之中,必须事事应手,首先是钱粮。”崇祯立即谕知代理户部尚书的右侍郎王家桢,必须着力措办,不可令得关辽军中钱粮不足。袁崇焕又请器械,说:“建州准备充分,器械犀利,马匹壮健,久经训练。今后解到边疆去的弓甲等项,也须精利。”崇祯即谕代理工部尚书的左侍郎张维枢:“今后解去关辽的器械,必须铸明监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如有脆薄不堪使用的,就可追究查办。”

袁崇焕又奏:“五年之中,变化很大。必须吏部与兵部与臣充分合作。应当选用的人员便即任命,不应当任用的,不可随便派下来。”崇祯即召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将袁崇焕的要求谕知。袁崇焕又奏:“以臣的力量,制全辽是有余的,但要平息众人的纷纷议论,那就不足了。臣一出京城,与皇上就隔得很远,忌功妒能的人一定会有的。这些人即使敬惧皇上的法度,不敢乱用权力来捣乱臣的事务,但不免会大发议论,扰乱臣的方略。”崇祯站起身来,倾听他的说话,听了很久,说道:“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条,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大学士刘鸿训等都奏,请给袁崇焕大权,赐给他尚方宝剑,至于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则应撤回,以统一事权。崇祯认为对极。应予照办。谈完大事后,赐袁崇焕酒馔。

袁崇焕辞出之后,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关辽军务基本战略的三个原则⑤:

“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明代兵制,一方有事,从各方调兵前往。因此守辽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四川、湖广、浙江均有。这些士卒首先对守御关辽不大关心,战斗力既不强,又怕冷,在关外驻守一段短时期,便遣回家乡,另调新兵前来。袁崇焕认为必须用辽兵,他们为了保护家乡,抗敌勇敢,又习于寒冷气候。训练一支精兵,必须兵将相习,非长期熏陶不为功,不能今天调来,明天又另调一批新兵来替换。他主张在关外筑城屯田,逐步扩大防守地域,既省粮饷,又可不断的收复失地。

“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明兵打野战的战斗力不及习于骑射的清兵,这是先天的限制,不易短期内扭转过来,但大炮的威力却非清兵所及。所以要舍己之短,用己所长,守坚城而用大炮,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在需要奇兵突出、攻敌不意之时,才和清兵打野战。为了争取时间来训练军队、加强城防,有时还须在适当时机中与敌方议和,这是辅助性的战略。

“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执行上述方策之时,不可求急功近利,必须稳扎稳打,脚踏实地,慢慢的推进。绝对不可冒险轻进,以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这三个基本战略,是他总结了明清之间数次大战役而得出来的结论。明军三次大败,都败于野战,以致全军覆没;宁远两次大捷,都在于守坚城、用大炮。

这基本战略持久的推行下去,就可逐步扭转形势,转守为攻。但他担心两件事。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对他不信任,二是敌人挑拨离间,散布谣言。因此在上任之初,对此特别强调。他声明在先,军队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蛮劲,干事不依常规,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圆,那可不行。总而言之:“我不顾自己性命,给皇上办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请皇上不必理会罢。”

崇祯接到这道奏章,再加奖勉,赐他蟒袍、玉带与银币。袁崇焕领了银币,但以未立功勋,不敢受蟒袍玉带之赐,上疏辞谢了。

崇祯这次召见袁崇焕,对他言听计从,信任之专,恩遇之隆,实是罕见。但不幸得很,袁崇焕这奏章中所说的话,一句句无不料中,终于被处极刑。这使我想起文征明的一首词来。他见到宋高宗亲笔写给岳飞的敕书,书中言辞亲切无比,有感而作了一首“满江红”,其中有一句:“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崇祯对待袁崇焕,实也令人慨当初倚之何重,后来何酷。

其间的分别是,岳飞当时对自己后来的命运完全料想不到,袁崇焕却是早已料到了的。明知将来难免要受到皇帝猜疑,要中敌人的离间之计,却还是要去担任艰危,这番舍身赴难的心情,更令后人深深叹息。

①陈子壮:“曾闻缓带高谈日,黄石兵筹在握奇。”梁国栋:“笑倚戎车克壮猷,关前氛怠胝趟眨啃每椿栈卮喝眨偕闲现莼そ踔荨!备涤诹粒骸疤焐阶晕羝救*左而今仗一夫。秉钺纷纷论制胜,笑谈尊俎似君无?”邓桢:“冠加荐角峨应甚,赐有龙文许自专(指尚方剑)。借箸独当天下计,折冲随运掌中权。”邝瑞露:“行矣莫忘黄石语,麒麟回首即江湖。”“供帐夜悬南海月,谈锋春落大江潮。”“衣布尚怜天下士,高歌谁是眼中人?”邝瑞露即邝湛若,广东名士,南海人,后助守广州,清兵破城时不屈而死。

②近人叶恭绰题袁崇焕墓有句云:“游仙黄石空余愿”。自注:“袁再起督师,诸友饯别诗多以黄石、赤松为言,疑有所讽,惜袁不悟。”其实不是袁崇焕不悟;张良是功成身退而从赤松子游,袁崇焕根本没有机会“功成”,自然谈不上“身退”。不过以他的热血热肠,即使是功成了,多半还是不肯身退的,势必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③对崇祯本应称朱由检、思宗、庄烈帝、怀宗、毅宗,或崇祯皇帝。本文以他年号称呼,是习惯上的通俗方式,有如称清圣祖为康熙、清高宗为乾隆。

④崇祯召见袁崇焕的情形与对话,根据李逊之所著《三朝野记》与文秉所著《烈皇小识》两书,其后周延儒对袁崇焕的中伤,也根据这两书所载。李逊之的父亲李应癗是反对魏忠贤而被害死的著名忠臣李忠毅公。文秉是文征明的玄孙,他父亲文震孟在崇祯时任大学士。文震孟最出名的事,是在天启年间上奏,直指皇帝诸事不理,犹如“傀儡登场”,朝政全由魏忠贤摆布。魏忠贤于是叫了一班傀儡戏,到宫中演给熹宗看,熹宗看得大乐。魏忠贤便说:“文震孟说皇上是傀儡登场,那就是这样子了。”熹宗当然大怒,将文震孟在朝廷上打了八十棍。李逊之和文秉二人是名父之子,他们记载朝中大事,应该相当可靠。

⑤《明史·袁崇焕传》中引述他的奏章:“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金庸《袁崇焕评传》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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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庸  

袁崇焕还没有到任,宁远已发生了兵变。

兵变是因欠饷四个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与湖南、湖北的湖广兵。兵卒把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兵备副使把官衙库房中所有的二万两银子都拿出来发饷,相差还是很多,又向宁远商民借了五万两,兵士才不吵了。毕自肃自觉治军不严有罪,上吊自杀。兵士的粮饷本就很少,拖欠四个月,叫他们如何过日子?这根本是中央政府财政部的事。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都达四个月之久,可见当时政治的腐败。毕自肃在二次宁远大战时是兵备副使,守城有功,因兵变而自杀,实在是死得很冤枉的。

袁崇焕于八月初到达,惩罚了几名军官,其中之一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左良玉,当时是都司;又杀了知道兵变预谋而不报的中军,将兵变平定了。

但京里的饷银仍是不发来,锦州与蓟镇的兵士又哗变。如果这时清军来攻,宁远与锦州怎么守得住?局势实在危险之至。袁崇焕有甚么法子?只有不断的上奏章,向北京请饷。崇祯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遗传。他一方面接受财政部长的提议,增加赋税,另一方面对于伸手来要钱之人大大的不高兴。

袁崇焕屡次上疏请饷,崇祯对诸臣说:“袁崇焕在朕前,以五年复辽、及清慎为己任,这缺饷事,须讲求长策。”又说:“关兵动辄鼓噪,吝边效尤,如何得了?”

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军士要挟,不单单是为了少饷,一定另有隐情。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处兵卒为甚么动辄鼓噪,其中必有原故。”崇祯道:“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哪里又会到这地步呢?”“罗雀掘鼠”这四字崇祯听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于这四个字,向着首辅的位子迈进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相貌十分漂亮,二十岁连中会元状元,这个江南才子小白脸,真是小说与戏剧中的标准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本来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恶,他后来做首辅,也做了些好事的,只不过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但“逢主之恶”当然也就是奸。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才取,相貌相当不漂亮①,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罗雀掘鼠”是唐张巡的典故。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苦守日久,军中无食,只得张网捉雀、掘穴捕鼠来充饥,但仍是死守不屈。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受到敌人包围,只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都有这种精神?

周延儒乘机中伤,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摇。他提到袁崇焕以“清慎为己任”,似乎对他的“清”也有了怀疑。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他自称是清官,为甚么却不断的向我要钱?”

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连疏请饷。十月初二,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说道:“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甚么与前疏这样矛盾?卿等奏来。”

“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因为户部答复袁崇焕说,国库里实在没有钱,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胁,崇祯自然更加生气。

哪知百官众口一辞,都请皇上发内帑。新任的户部尚书极言户部无钱,只有陆续筹措发给。崇祯说:“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罗雀掘鼠”和“家人父子”这两句话,充分表现了崇祯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有四个月领不到粮饷,吵了起来。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认为,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没有粮饷,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俗语都说:“皇帝不差饿兵。”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又乘机中伤,说道:“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急则治标,只好发给他。然而决非长策,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崇祯大为赞成:“此说良是。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各处边防军都学样,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崇祯越说越怒,又是忧形于色,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说话②。袁崇焕请发内帑,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不怕开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本来,他只须申请发饷,至于钱从何处来,根本不是他的责任。国库无钱,自有别的大臣会提出请发内帑,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以袁崇焕的才智,决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关键,但他爱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说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饷银就始终发不下来,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

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皇太极见劲敌既去,立刻肆无忌惮,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的反应。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这是自居为明朝藩邦,原是对明朝极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不研究双方力量的对比,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③。皇太极一直到死,始终千方百计的在求和,不但自己不停的写信给明朝边界上的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提出劝告。每一个战役的基本目标,都是“以战求和”④。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⑤。皇太极写给崇祯的信,可说谦卑到了极点⑥。

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启更厉害得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它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它打任何交道⑦。

为了与满清作战,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明末民变四起,主要原因便在百姓负担不起这沉重的军费开支⑧。

敌人提出和平建议,是不是可以接受,不能一概而论。我以为应当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加以考虑:敌人的和议不过是一种阴谋手段,目的在整个灭亡我们?还是敌人因经济、政治、军事、或社会的原因而确有和平诚意?

必须假定缔结和约只是暂时休战,双方随时可以破坏和平而重启战端。目前一直打下去对我方比较有利?还是休战一段时期再打比较有利?

缔结和约或进行和平谈判,会削弱本国的士气民心、造成社会混乱、损害作战努力、破坏联盟关系、影响政府声誉?还是并无重大不良后果?

和约条款是片面对敌人有利?还是双方平等,或利害参半,甚至对我方有利?

如果是前者,当然应当断然拒绝;若是后者,就可考虑接受,必要时甚至还须努力争取。在当时的局势下,成立和议显然于明朝有重大利益。不论从政略、战略、经济、人民生活哪一方面来考虑,都应与满清议和。

拒绝和满清议和,是崇祯一生最大的愚蠢。他初即位时清除魏忠贤逆党,处理得十分精明,于是臣下大捧他为“英主”。他从此就飘飘然了,真的以“英主”自居,认为“英主”决不能和叛逆的“建州卫”妥协。在明朝君臣的观念中,“建州卫”始终是中国皇帝属下一个小官的领地,皇帝决不能跟小官谈和。至于使得全国亿万人民活不下去,那是另一回事,皇帝的尊严不能有丝毫损害。

他可以和察哈尔蒙古人谈和,付给金银以换取和平。因为明朝的江山是从蒙古人手里夺来的,明朝承认蒙古是敌国。坚持政治原则,本来不错。然而政治原则是要以正确的策略来贯彻的。完全忽视实际情形,把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亡置之不顾,和“英主”两字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袁崇焕和皇太极一番交涉,使得皇太极自动除去了帝号,本来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但崇祯却认为是和“叛徒”私自议和,有辱国体,心中极不满意,当时对袁崇焕倚赖很重,隐忍不发,后来却终于成为杀他的主要罪状。

①《明史·钱龙锡传》:“龙锡奏辩,言:‘崇焕陛见时,臣见其貌寝,退谓同官:此人恐不胜任。’”钱龙锡这话也是胡说八道,怎能见人家相貌难看,便说他不能担当大事?

②《烈皇小识》:“时天威震迅,忧形于色。大小臣工皆战惧不能仰对,而延儒由此荷圣眷矣。”

③关于这场交涉,因皇太极称帝之后再自动除去,又向明朝要求发印而不得,在满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辱,所以清方官文书中都无记载,或有记载而后来都删去了。但清内阁档案中还留存皇太极天聪四年颁示的一道木刊谕文,其中公开承认这件事:“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

④《明清史料》丙编,皇太极谕诸将士:“尔诸将士临阵,各自奋勇前往,何必争取衣物?纵得些破坏衣物,尚不能资一年之用。尔将士如果奋勇直前,敌人力不能支,非与我国讲和,必是败于我们。那时穿吃自然长远,早早解盔卸甲,共享太平,岂不美哉?”

⑤《天聪实录稿》,七年九月十四日,清太宗致朝鲜国王信:“贵国断市,不过以我国无衣,因欲困我。我与贵国未市之前,岂曾赤身裸体耶?即飞禽走兽,亦自各有羽毛……满洲、蒙古固以抢掠为生,贵国固以自守为素。”

⑥《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最后这句话甚是质朴动人。

⑦崇祯五年,宣府巡抚沈?ず颓寰⒃蓟ゲ磺址福珈醣惆驯可惺樾苊饔龈镏安*办,沈?は掠4撕笏轮几乇叩墓僭保魏稳瞬坏糜肼逵衅街蛔值慕煌ā*

⑧《明史·食货志》:“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乎?”



金庸《袁崇焕评传》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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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庸  

崇祯对袁崇焕的猜忌,从“请发内帑事件”开始。带兵的统帅追讨欠饷,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债户对于债主追讨欠款,不论债主的理由如何充足,债户自然而然的会对他十分憎恨,如果债主威名震于天下而又握有武力,十几岁的少年债户除了憎恨之外还会恐惧。崇祯又不敢惩罚袁崇焕和皇太极谈和。这“不敢”两字之中,自然隐伏了“将来和你算帐”的心理因素。

该年闰四月,加袁崇焕太子太保的头衔,那是从一品,比兵部尚书又高了一级。到了下个月,便发生了杀毛文龙事件,这又增加了崇祯内心对他的不满和恐惧。

毛文龙是浙江杭州人。袁崇焕杀毛文龙在崇祯二年(公元一六二九),那是己巳年。早了一百八十年(一四四九),同样是己巳年,我另一位同乡杭州人于谦为明朝立了安邦定国的大功。那一年发生土木堡之变,皇帝被蒙古人掳去,于谦击退外敌,安定了国家。于谦和袁崇焕都是兵部尚书,于做总督,袁做督师,地位相等①。两人后来都被皇帝处死,都是明朝出名的大忠臣。

杭州人在江南虽然有“杭铁头”之称,然而那是与性格柔和的苏州人“苏空头”相对而言,很少去当兵打仗的。戚继光率领来平定倭寇、守御北边,后来在戚死后又去抗日援朝的浙江兵,都是浙东义乌一带的人。

毛文龙所以投军,主要由于他有个舅舅在兵部做官。毛文龙喜欢下围棋,常通宵下棋,爱说:“杀得北斗归南。”捧他场的人,说他的棋友中有一个道人,从围棋中传授了他兵法。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毛文龙的棋力一定相当低,因为他的兵法实在并不高明。又有一个传说:他上京去投靠舅舅的前夕,睡在于庙(于谦的庙,在杭州与岳庙并称)里祈梦,梦到于谦写了十六个字给他:“欲效淮阴,老了一半。好个田横,无人作伴。”这十六个字后来果然“应验”了:韩信二十七岁为大将,毛文龙为大将时五十二岁;田横在岛上自杀时,有五百士自刎而殉,毛文龙在岛上被杀,死的只他一人。这当然是好事之徒事后捏造出来的。于谦见识何等超卓,又怎会将他这个无聊同乡去和韩信、田横相比?

毛文龙到北京后,得他舅舅推荐,到辽东去投效总兵李成梁,后来在袁应泰、王化贞两人手下,升到了大约相当于团长的职位。他的功绩主要是造火药超额完成任务和练兵,可见此人是一个能干的后勤人员。辽东失陷后,他带了一批部队,在沿海各岛和辽东、朝鲜边区混来混去,打打游击。他的根据地是在朝鲜,招纳辽东溃散下来的中国败兵和难民,势力渐渐扩充,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带领了九十八人,渡鸭绿江袭击镇江城②,俘虏了清军守将。这是明军打败清兵的罕有事件,王化贞大为高兴,极力推荐,升他的官,驻在镇江城。但不久清兵大军反攻,镇江城就失去了。毛文龙将根据地迁到朝鲜的皮岛,自己仍在辽东朝鲜边区打游击。

皮岛在鸭绿江口,与朝鲜本土只一水之隔,水面距离只不过相当于过一条长江而已,北岸便是朝鲜的宣川、铁山③。当时朝鲜的义州、安州、铁山一带,因为邻近中国,从辽东逃出来的汉人难民和败兵纷纷涌到,喧宾夺主,汉人占了居民十分之七,朝鲜人只十分之三。皮岛横约八十里,逃到岛上的汉人为数不少。毛文龙作为根据地后,再招纳汉人,声势渐盛。明朝特别为他设立一个军区,叫作东江镇,升毛文龙为总兵。

那时袁崇焕刚出山海关,还未建功。明朝唯一能与清兵打一下的,只有毛文龙一军,所以他名气相当大。当时董其昌曾上奏说:国家只要有两个毛文龙,努尔哈赤可擒,辽地可复。他这道奏章,当然只有书法上的价值,但由此也可见到一般朝臣对毛文龙的观感。毛文龙不断升官,升到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天启皇帝提到他时称为“毛帅”,不叫名字。

天启四年五月,毛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攻入满清东部,被守将击败,全军覆没;五年六月及六年五月,曾两次派兵袭击满清城寨,两次都丧师败归。毛文龙打仗是不行的,可是连年袭击满清腹地,不失为有牵制作用。那时候明军一见清兵就望风而遁,毛文龙胆敢主动出击,应当说勇气可嘉。

天启七年正月,清兵征朝鲜,因为毛文龙不断在后方骚扰,于是分兵去攻他所驻守的铁山。毛文龙大败,逃上了皮岛。

他在中朝边区打游击时,虽然屡战屡败,却也能屡败屡战。上了皮岛之后,有了大海的阻隔,清军没有水师,安全感大增,加之又上了年纪,很快就腐化起来④。

他开始发挥后勤才能,在皮岛大做生意,征收商船通行税,那便是海上买路钱,派人去辽东和朝鲜挖人参。一方面向朝廷要粮要饷,又向朝鲜要粮食,理由是帮朝鲜抵抗清兵,要收保护费。朝鲜也只得时时运粮给他。他升官发财之后,对打仗更加没有兴趣了。当时皮岛驻军有二万八千,战马三千余匹,皮岛之东的身弥岛驻兵千余,作为皮岛的外围,宁锦大战之时,毛文龙手拥重兵在旁,竟不发一兵一卒去支援,也不攻击清兵后方作牵制。袁崇焕当然极不满意,但因管他不着,无可奈何。天启年间,毛文龙不断以大量贿赂送给魏忠贤和其他太监、大臣,对朝中当权派的公共关系做得极好。天启五年,御史麦之令弹劾毛文龙,认为他无用,辽东军务不能依靠他。魏忠贤极力袒毛,说麦之令是熊廷弼的同党,将他杀了。这样一来,所有反对魏忠贤的东林党清流派都恨上了毛文龙。

崇祯接位后,毛文龙作风不改。朝廷觉得皮岛耗费粮饷太多,要派人去核数查帐。毛文龙多方推托,总之是不欢迎御用会计师驾临。

袁崇焕的新任命,理论上是有权管到皮岛东江镇的。朝中于是有人建议皮岛的粮饷经由宁远转运,意思是交由袁崇焕控制。甚至有人主张撤退皮岛守军,全部调去宁远。这些主张,都遭到毛文龙的抗拒,而兵部又对毛相当支持。

袁崇焕写信给首辅钱龙锡商量,要杀毛文龙。钱回信劝他一切慎重。袁在北京时,也曾和钱龙锡商议过杀毛的事,当时袁对钱龙锡说,要恢复辽东,必须从整肃东江镇的军纪开始。

袁崇焕决心要解决这件事。崇祯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焕离宁远,去和毛文龙会谈,约定了在旅顺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相会,这小岛叫做岛山⑤。从宁远经渤海到旅顺,和从皮岛经黄海到旅顺,海程大致相等,所以旅顺是一个中间地点,也可说是中立地带。那时毛文龙对袁崇焕已心存疑忌,如邀他到宁远相会,他是不肯来的。袁崇焕如去皮岛,却又是身入险地。

袁崇焕除座船外,带船三十八艘,出发前先试放西洋大炮,射程远的五六里,近的三四里。二十六日到双岛,登州的军官带了兵船四十八艘来会。二十七日到岛山停泊,旅顺的军官前来参见。袁崇焕带众将上山,到龙王庙去拜龙王,对众将训话:“本朝开国,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诸君起初在鄱阳湖、采石矶大战,后来一直打到漠北,水战固然胜,马步战也胜,才能驱逐胡元,统一中国。现在你们的水师只能以红船在水上自守,满清鞑子不下海,难道能赶他们入海打水战么?所以水师必须也能陆战。”他的抱负是要将水师训练成为海军陆战队。

六月初一,毛文龙率领将士到达岛山,与袁互相交拜。毛文龙呈上礼帖三封和三桌筵席。在船中吃过,袁崇焕和他谈话,说道:“辽东海外,只有我和贵镇二人,务必同心共济,方能成功。我历险来此,旨在商议进取。军国大事,在此一举。我有一个良方,只不知生病的人肯不肯服这一帖药。”当晚两人直谈到二更。初二袁崇焕上岛,犒赏毛的部属,和毛又密谈到三更。初三日又再谈,袁崇焕要求皮岛设文官监军,粮饷由宁远转发,改编部队,连谈三日三夜,毛文龙始终不同意,到这时谈判终于破裂。袁崇焕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劝他辞职回乡。毛文龙说:“辞职回乡这件事,我一直是在盼望的。只不过我对辽东事务很熟悉,解决了满洲之后,可顺势袭取朝鲜了。”袁崇焕听他大言不惭,更是不满⑥。酒散后,袁传副将汪翥上船密议,五更方毕。通宵部署,要杀毛文龙了。初四日,袁崇焕犒赏毛部兵将共三千五百七十五名,军官每名三五两不等,兵每名数钱,又将带来的饷银十万两交卸。同时和毛划分职权,此后旅顺以东由毛指挥,旅顺以西由袁指挥。毛文龙收到大笔银子,对指挥权的区划又十分满意,减少了提防警惕。

初五日,袁崇焕邀毛文龙一起检阅将士比赛射箭。相见后,袁崇焕说:“我明天要回宁远了。贵镇身当国家海外重寄,请受我一拜。”说着下拜,毛文龙跪下还礼。大家上山后,袁的亲信参将谢尚政指挥各营士兵布成一个大围。毛文龙和随从官员百余名在围内,将毛部兵丁都隔在围外。

袁崇焕问起毛文龙手下将官的姓名,居然大多数姓毛。袁崇焕觉得奇怪。毛文龙说:“他们都是我的义孙。”⑦袁崇焕笑了起来,跟着对毛部众将说道:“你们在海外辛苦,兵士每个月只有五斗米的粮,甚至家中几口人都分食此粮,想起来令人痛心。请大家受我一拜,感谢你们为国家尽力,以后大家不必担心没有粮饷。”当即下拜。众将磕头答礼,甚是感动。

袁崇焕随即提出几件事来责问毛文龙,毛文龙抗辩。袁崇焕不客气了,斥责道:“本部院披肝沥胆,与你说了三日,只道你回头是岸,也还不迟。哪晓得你狼子野心,总是一片欺诳到底。你目中没有本部院,那也罢了。方今圣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容得你?”命人除下他衣冠,绑了起来。毛文龙的态度仍是十分倔强,自称无罪有功。

袁崇焕厉声道:“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瞧我不起。本部院却是能管将官之人。你说没有罪么?你犯了十二大罪,我数给你听:

“一、明朝的制度,大将在外,必由文臣监督,你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肯受核。二、杀戮降人难民,谎报冒功,说杀的是清兵。三、宣称如果南下,取登州和南京犹如反掌。四、每岁饷银数十万,但发给兵士的粮饷每月只有三斗半,侵盗军粮。五、在皮岛开马市,擅自与外国贸易。六、部将数千名都冒称姓毛,擅自封官。七、败退时剽掠商船。八、你自己强抢良家妇女,部下效尤。九、驱策难民到辽东去偷挖人参,不肯去的就不发粮食,让他们大批在岛上饿死。十、将大量金银送去京师贿赂,拜魏忠贤为义父,在岛上替魏忠贤塑像。十一、铁山一仗,大败丧师,却报称有功。十二、设立军区已达八年,不能恢复寸土,观望养敌。”

这十二条罪状数了出来,毛文龙魂不附体,只有叩头求饶。

袁崇焕问毛的部将:“毛文龙该斩么?”诸将都吓得不敢作声。有人说毛文龙这些年来虽无功劳,但也辛苦出力。袁崇焕叱道:“毛文龙本来只不过是个寻常百姓,现今官居极品,满门封荫,已足够酬答他的辛劳了,为甚么他还这样悖逆?”于是向着北京叩头,宣称:“臣今天诛毛文龙以整肃军纪,诸将中若有行为如毛文龙的,也一概处决。臣如不能成功,请皇上也像诛毛文龙一样的处决臣!”请出尚方剑来,命旗牌官将毛文龙在帐前斩决,向毛文龙部属谕示:“只诛毛文龙一人,其余各人一概无罪。”毛文龙麾下将士无一敢动。袁崇焕命人收殓毛文龙,次日开吊拜奠,说:“昨日斩你,是为了朝廷大法。今日祭你,是为了僚友私情。”

随即将毛部分为四队,派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副将陈继盛等四人分领,犒赏军士,尽除皮岛毛文龙的虐政。回宁远后上奏禀报,最后说:毛文龙是大将,不是臣有权可以擅自诛杀的。臣犯了死罪,谨候皇上惩处。

崇祯得讯,大吃一惊,非常不以为然。但想毛文龙已经死了,目前又正倚赖袁崇焕尽力,只得下旨嘉奖他一番,又下旨公布毛文龙的罪状,逮捕毛文龙的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安袁崇焕之心。

袁崇焕担心毛文龙的部下生变,奏请增加饷银。但查核部队实数,兵员比毛文龙虚报时少得多了。崇祯见兵员少了,饷银反增,颇为怀疑,但都一一批准。以崇祯这样刚强的性格,这时迫于形势而不敢得罪袁崇焕,实已深深伏下了杀机。毛文龙在皮岛,俨然是独立为王的模样,不接受朝廷派文官监察核数、滥杀难民冒功、侵吞军粮、军纪不肃,的确有罪。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明朝赐尚方剑给主帅,用意是给主帅以绝对权威,部将如不听指挥,立即可以诛杀。然而毛文龙的罪行都非紧急,也不是反叛作乱。何况毛文龙也是受赐尚方剑的。

毛文龙在皮岛,毕竟曾屡次出兵,骚扰满清后方,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

这十二条罪状中,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毛文龙说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过一时夸口,并非真的要造反;向外国买马,当是军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部将喜欢姓毛,旨在拍主帅的马屁,也没有甚么大不了;不能恢复寸土,只能说他无能,却非有罪,要打败清兵,恢复失地,谈何容易?在岛上为魏忠贤塑像,更难以加他罪名。天启年间,魏忠贤权势熏天,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塑像而向他跪拜。当时袁崇焕在宁远也建了魏忠贤的生祠。时势所然,人人难免。

毛文龙死后,部将心中不服,颇有逐渐叛去的,其中重要的叛将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人投降满清,为清朝出了很大力气,后来都封王。清初四大降王,除吴三桂外,其余孔、耿、尚三人都是毛文龙的旧部。不过这也不能说是袁崇焕的过失⑧。

对于“杀毛事件”,当时舆论大都同情毛。一般朝臣认为,毛文龙即使有罪,他是一个大军区司令,也只能由皇帝下旨诛杀。皇帝的统治手段,主要只是赏与罚。袁崇焕擅杀大将,是严重的侵犯了君权。

我也觉得袁崇焕这件事做得不对,过分的横蛮。将毛文龙逮捕,押解北京,交由皇帝去处置,才是合理的方式。当时小说盛行,有人做了小说来称誉毛文龙。一部是四十回的《辽海丹忠录》,是杭州人陆云龙所作,大捧向乡毛帅。另一部是作者不署名的《铁冠图》(不是讲李自成事迹的那一部),以毛文龙为主角。

当时大名士陈眉公对“杀毛事件”抨击甚烈。另一个大名士钱谦益是毛文龙的朋友,对朝野舆论当然也有影响。《明季北略》甚至说: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名来害死了毛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来害死了岳飞完全一样。却又是过分的批评了。

推测袁崇焕所以用这样的断然手段杀毛,首先是出于他刚强果决的性格。其次,文人带兵,一定熟读孙子兵法,对于孙子杀吴王爱姬二人、因而使得宫中美女尽皆凛遵军法的故事,对于“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军法观念,一定印象十分深刻。那时候宁远、锦州、蓟州各处军事要地都曾发生兵变,如不整饬军纪,根本不能打仗。袁崇焕明知这样做不对,还是忍不住要杀毛,推想起来,也有自恃崇祯奈何他不得的成分。最后,毛文龙接近魏忠贤,袁崇焕接近东林清流,其中也难免有些党派成见。

①督师本来比总督略高,但在于谦的时候还没有设督师当时总督是地位最高的带兵文官。见吴晗:《明代的军兵》。

②即今辽宁省安东之北的九连城,与朝鲜的义州隔鸭绿江相对。

③皮岛在朝鲜写作椴岛。这个“椴”字,汉文音“驾”,但朝鲜人读作Pi音,所以中国人就简称为皮岛。有一本相当流行的讲清史的通俗著作说皮岛即海洋岛,地理弄错了。海洋岛在皮岛和大连之间,离皮岛约一百海里。皮岛是朝鲜地方,海洋岛是中国地方。

④据朝鲜派去皮岛的使者记载:毛文龙每天吃五餐,其中三餐有菜肴五六十品,宠妾八九人,珠翠满身,侍女甚多。

⑤一般书籍(包括《明史》)上记载,都说袁毛的会晤地是在双岛。《荆驼逸史》中辑有《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一文,采用的是日记体,从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焕出发到六月十一日回宁远,逐日记录海程、所经岛屿、风势、船只、兵员、官员姓名等等,十分详尽,作者显然是袁崇焕随行的幕僚或部属。

他写作态度异常忠实,对于袁毛密谈三日三夜,只记两人“二更后方散”、“密语三更方散”,记录两人密谈后的神色,却不记密语内容,全天凭空推测的言辞,合于现代要求最严格的报导体。该书记载袁毛相会的地点是在岛山,离旅顺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距双岛有半日水程,中间隔了松木岛、猪岛、蛇岛、虾蟆岛等许多岛屿。我比较各种资料,觉得岛山的说法更为可信。

⑥《始末记》记载当时情形说:“酒叙至终,(袁)方有傲状,毛帅有不悦意态。”

⑦后来大大有名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都是毛文龙的义孙,那时叫做毛有德、毛精忠、毛可喜。

⑧梁启超在《袁崇焕传》中说:“吾以为此亦存乎其人耳。毛文龙不死,安知其不执为诸降王长?”意思说,毛文龙如果不死,说不定他反而是第一大降王呢。然而这也是揣测之辞了。




金庸《袁崇焕评传》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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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庸  

这时候朝廷又欠饷不发了。袁崇焕再上奏章,深深忧虑又会发生兵变,更忧虑兵卒哗变后不再接受安抚,从此变为“大盗”。他说一定要发生一次兵变,才发一次欠饷,而发了欠饷之后,又一定将负责官员捉去杀了一批,这样下去,永远是“欠饷——兵变——发饷——杀官——欠饷”的循环①。这道奏章,当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祯对他的憎恨。

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

明朝初年为了防备蒙古人,对北方边防是全力注意的,好好修筑了长城,设立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统偏头、宁武、雁门三关)、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九大边防军区,那便是所谓“九边”。东起鸭绿江,西至酒泉,绵延数千里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驻守。但后来注意力集中于辽东,其他八镇的防务就废弛了。

明太祖本来建都南京,成祖因为在北京起家,将都城迁了过去。在中国整个地形上,北京偏于东北,和财赋来源的东南相距甚远。最不利的是,北京离国防第一线的长城只有一百多里,敌军一攻破长城,快马奔驰半天,就兵临北京城下。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因为它们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变,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成祖对蒙古采取攻势,建都北京便于进攻,后来兵力衰弱,北京地势上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②。本来,两个互相敌对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对峙的,僵持一段时期之后,终究是非进则退③。明朝既坚决不肯和满清议和,形势上又无力进攻,再将京城暴露在敌人大兵团朝发夕至的极近距离之内,根本战略完全错误。以汉人为主的中华民族所以伟大,主要是在文治教化,征战本非所长④,如果基本战略一错,局势就难以收拾了。

这次进军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知道袁崇焕守在东路,攻打不进,于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出发前对王公大臣说:“明朝若是肯和,我们采参开矿,与他们交易,换来布匹,大家共享太平,岂不极好?但我几次三番的求和,明朝总是不允,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十月初五,抵达喀喇沁的青城。这条路很远,行军不便,诸将见到了前途的艰难,不少人便主张退兵,其中以代善及莽古尔泰两大贝勒主张最力,认为:深入敌境,劳师袭远,如果粮匮马疲,又怎么回得去?纵使攻进了长城,明人势必聚集各路兵马围攻,我们便众寡不敌,要是后路遭到堵截,恐无归路。金人的根本是在辽宁、吉林一带。从山海关进攻北京,那是安全的进军路线,如果打不胜,退回去就是了。现在远远的绕道蒙古,当时运输工具简陋,粮草很容易接济不上。那时代善四十九岁,是皇太极的二哥,莽古尔泰四十三岁,是皇太极的五哥,两人比较老成持重。

少壮派大将岳托与济尔哈朗等人则支持皇太极(当时三十八岁,排行第八)的进军主张。岳托是代善的儿子,当时年龄不详,相信最多三十岁,济尔哈朗是皇太极的堂弟,三十四岁,都是勇气十足。那日开军事会议密商,直开到深夜,在皇太极的坚持下决定继续进攻。但皇太极也知道此行极险,第二日早晨重申军令,不准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下毒,不准酗酒,采取柴草时必须众人同行,不可落单,充分显露了战战兢兢的心情。皇太极爱读《三国演义》,这次出师,很有邓艾伐蜀、深入险地的意味⑤。

自青城行了四天,到老河,兵分三路,皇太极命岳托、济尔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七哥阿巴泰、十二弟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诸部蒙古兵攻龙井关;他自己亲率中军攻洪山口。三路先后攻克,进入长城,进迫遵化。袁崇焕于十月二十八日得讯,立即兵分两路,北路派镇守山海关的赵率教带骑兵四千西上堵截。他自己率同祖大寿、何可纲等大将从南路西去保卫北京。沿途所经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地,都留兵布防,准备截断清兵的归路。崇祯正在惶急万状之际,听得袁崇焕来援,自然是喜从天降,大大嘉奖,发内帑劳军(这次是心甘情愿了),发表袁崇焕作各路援军总司令⑥。

袁崇焕部十一月初赶到蓟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与清兵在马升桥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胜。清军半夜里退兵。

但北路援军却遭到了重大挫败。赵率教急驰西援,到达三屯营时,总兵朱国彦竟紧闭城门,不让他部队进城。赵率教无奈,只得领兵向西迎敌,在遵化城外大战,被清军阿济格所部的左路军包围歼灭,赵率教中箭阵亡。遵化陷落,巡抚王元雅自杀。

清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中途堵截,都被击溃。满、侯两部兵马退保北京。

袁崇焕得到赵率教阵亡、遵化陷落的消息,既伤心爱将之死,又知局面严重,于是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清军早到了二天,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

袁崇焕一到,崇祯立即召见,大加慰劳,要他奏明对付清兵的方略,赐御馔和貂裘。同时召见的还有满桂。他解去衣服,将全身累累伤疤给皇帝看,崇祯大为赞叹。袁崇焕以士马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颇有疑忌,不许他部队入城。袁崇焕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准,一定要他们在城外野战。

清兵东攻,一路上势如破竹,在高密店侦知袁军已到,都是大惊失色,万万想不到袁崇焕会来得这样快。

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袁崇焕这时候不能再轻袍缓带、谈笑用兵了,他穿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从上午八时打到下午四时,恶斗八小时,胜负不决。

满桂率兵五千守德胜门。当时北京军民在城头观战,但见清兵冲突而西,从城上望下来,如黑云万朵,挟迅风而驰,须臾已过。一场激战,满桂受伤,血染征袍,五千兵只剩下了三千人。清兵威猛如此,北京人自然看得心惊胆裂。北京城头守军放大炮支援满桂,但炮术奇差,炮弹打入满桂军中,杀伤了不少士卒。

主战场是在广渠门。袁崇焕和清兵打到傍晚(幸好城头守军没有放炮支援袁军),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袁军直追杀到运河边上。这场血战,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袁崇焕也中箭受伤⑦。

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皇太极说:“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然而并不是胆怯。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便宽宥了他⑧。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

皇太极与诸贝勒都说:“十五年来,从未遇到过袁崇焕这样的劲敌。”于是不敢再逼近北京,驻兵在海子、采囿之间。袁崇焕来援北京时,因十万火急,只带了马军五千作先头部队,其后又到了骑兵四千,广渠们这场大战,是以九千兵当十余万大军,其实是胜得十分侥幸的。当时一来袁军一鼓作气,奋勇抗敌,二来清军突然遇到袁军,心中先已怯了,斗志不坚。

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因为碰运气而打胜,也可因运气不好而败,一败就不可收拾。但如谋定而后战,事先筹划好第二个步骤,即使败了一仗,也无大患。可是崇祯见清兵没有远退,不断的催促袁崇焕出战。袁崇焕说,估计关宁步兵全军于十二月初三、初四可到。一等大军到达,就可和清兵决战。

这时清军中的大将见到袁崇焕兵少,主张立刻攻城。皇太极终是忌惮袁崇焕,不肯攻城,推托说是怕损失良将。其实即使在袁崇焕步军大队开到之后,还是不应和清兵决战。明军的战斗力远不如清兵,双方人数如约略相等,明军胜少败多。在京城外决战,在明方是太过冒险,万一(其实不是万一,而是极有可能)袁军溃败,甚至全军覆没,北京立刻失陷,崇祯就得提前十五年上吊了。决不能拿京师和皇帝来孤注一掷,作为赌注。但多过得一天,明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勤王之师便多到一批。任何平庸的将才也看得到:应当大军在城外坚守不战,派游军去截断清兵的粮道,焚烧清兵粮草,再派兵去占领长城各处要隘,使清兵完全没有退路,然后与清兵持久对抗。简单说来,就是“坚壁清野”。

在任何地方打仗,都须设法立于不败之地。在京城抗敌,更是绝对要立于不败之地。除非先将皇帝与统帅部先行撤出京城。

时间一久,清军身在险地,军心必然动摇,困在北京郊外,进是进不得,退又退不了,变成了瓮中之鳖。这时袁崇焕兵权统一,只待援军云集,就可对清军四面重重围困。两军交战,胜败之分全在乎一股气势。明军战斗力虽然不行,但眼见必胜,兵将都想立功,自然不会一触即溃。三个月、四个月的打下来,清兵非覆没不可。

在这其间,明军应当再派兵进攻辽阳、沈阳。清兵倾巢而出,本部全然空虚。明军要攻占辽沈决非难事。取得辽沈后,将一些清军的家属送去清军营中,清兵哪里还有斗志?事实上当然不能这样顺利。皇太极和众贝勒善于用兵,立刻就会全军急退,冲出长城,如果退得早,退得快,明军尚未合围,相信袁崇焕拦他们不住。但西路沿途追击,东路另出大军去攻辽沈而作牵制,清兵大军虽能退回本部,却非输得一败涂地不可。

皇太极这次偷袭实在十分冒险。孙子兵法的重要原则是:设法引敌人进入于我有利的阵地;让敌人辛辛苦苦的远道来攻,我以逸待劳;敌人初来时兵势锋锐,应当持重不战,待得敌人困顿怠懈而想退兵之时,便乘机进击⑨。这些求之不得的良机,突然之间都出现了。袁崇焕熟读孙子兵法,以他的大才,当然能善于利用,就算不能一举而灭了满清,至少也可以令清兵十余年不敢再来进犯。

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猛攻斯大林格勒。苏军一面扼守坚城,一面另遣大军抄德军后路,终于聚歼德军三十三万人。经此役后,德军就此一蹶不振。苏军元帅朱可夫的战略,基本原则也不过是“守坚城,抄后路,聚歼之”九字而已。

然而崇祯是个十分急躁、毫无韧力的青年,那时还没满十九岁,一见袁崇焕按兵不动,登时便不耐烦起来,不住的催他出战。袁崇焕一再说,要等步兵全军到达才可进攻,现在只有九千骑兵,和敌兵十余万决战,难求必胜。料想崇祯就怀疑起来了:“你不肯出战,到底是甚么居心?想篡位么?想胁迫我答应议和么?你从前不断和皇太极书信往来,到底有甚么密谋?你为甚么一早就料到金兵要从西路来攻北京?”他的性格本来就十分多疑,敌军兵临城下,又惊又怕之际,想象力定然十分丰富。

这时又有尤世威一路援兵到达,另有侯世禄部一军,两路部队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如派去和清兵交锋,一战即溃,反而扰乱全军军心,影响京师城防。袁崇焕派尤世威部去守昌平,那是明成祖以来历代皇帝的陵寝所在,如果给清兵攻占,掘了皇帝祖宗的坟墓,此事非同小可。他派侯世禄部去守三河,以作蓟州的后应,目的是牵制清军,乘机可截断清兵归路。北京的卫戍部队本来有所谓“京营”,在明太祖时是全国诸军之冠,精锐之极,可是这时久未训练,早已无用BC,所以袁崇焕派满桂和自己所带的九千骑兵守北京。崇祯见他并不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更加忧虑重重。总之,他见清兵来攻,已吓得魂飞魄散,只盼望所有援军的一兵一卒,都在北京城外保卫他皇上万岁一个人。他完全不明白打仗的道理。一支部队如果派出去攻击敌军后路,所发生的作用,往往比守在北京城外要大得多。

清兵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退到南海子,溃败之后,心中不忿,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里居民的心理是和皇帝一样的,顾到的只是自己身家性命,大家听信了谣言,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于是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

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实在是很可怕的,近代的群众心理学书籍中常有提到。第一次宁远大战,清兵猛攻,眼见城破在即,百姓就大骂袁崇焕害人,清兵退后,便即大哭拜谢。据动物学家的调查报告,合群的动物(如老鼠)在遇到危难时,往往会撕杀同类,或许是出于同一心理。

就在这时候,清兵捉到了两名明官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皇太极心生一计,派了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甚、达海等人监守。俘虏了两名小小太监,何必要派五名将领来监守?其中当然有计。高、鲍、宁三人是投降满清的汉人。到得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我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大声“耳语”,互相说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你不见到么?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人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名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督师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


这两名太监睡在旁边,将两人的话都听得清清楚楚。十一月三十日,皇太极命守者假意疏忽,让杨春逃回北京。杨春将听到的话一五一十的禀报了崇祯BD。

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崇祯召袁崇焕和祖太寿进宫,问不了几句,就喝令将袁崇焕逮捕,囚入御牢。

祖大寿眼见之下,吓得手足无措,出北京城后等了三天,见袁崇焕始终没有获释。崇祯派太监向城外袁部宣读圣旨,说袁崇焕谋叛,只罪一人,与众将士无涉。众兵将在城下大哭。祖大寿与何可纲惊怒交集,立即带了部队回锦州去了BE。正在兼程南下赴援的袁部主力部队,在途中得悉主帅无罪被捕,北京城中皇帝和百姓都说他们是“汉奸兵”,当然也就掉头而回。中国历史上甚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但敌军兵临城下而将城防总司令下狱,却是第一次发生。

崇祯见祖大寿带领精兵走了,不理北京的防务,这一下可急起来了,忙派了内阁全体大学士与九卿到狱中,要袁崇焕写信招祖大寿回来。袁崇焕心中不服,不肯写,说道:“皇上如有诏书,要我写信,我当然奉旨。再说,我本来是督师,祖大寿听我命令。现今我是监狱里的犯人,就算写了信,祖大寿也不会重视。”但崇祯不肯低头,不肯正式下旨命他写信,只是不断派太监出来催促。后来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劝袁崇焕说:“你的忠心和大功,天下皆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终须以国家为重。”袁崇焕想到了“以国家为重”五字,于是克制了自己的倔强脾气,写了一封极诚恳的信,要祖大寿回兵防守北京。

这时候祖大寿已冲出山海关北去,崇祯派人飞骑追去送信。追到军前,祖大寿军中喝令放箭,这时袁部将士怒不可遏,已把崇祯当敌人了。送信的人大叫:“我奉袁督师之命,送信来给祖总兵,不是朝廷的追兵。”祖大寿骑在马上,等他过来。使者递过信去。祖大寿读了信后,下马捧信大哭,一军都大哭。祖大寿对母亲很孝顺,他母亲又很勇敢,儿子行军打仗,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常常跟着部队。这时她劝儿子说:“本来以为督师已经死了,咱们才反出关来,谢天谢地,原来督师并没有死。你打几个胜仗,再去求皇上赦免督军,皇上就会答允。现今这样反了出去,只有加重督师的罪名。”祖大寿觉得母亲的话很对,当即回师入关,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也即是切断了清兵的两条重要退路BF。

如果这时崇祯立刻悔悟,放袁崇焕出来重行带兵,仍然大有击破清兵的机会。但崇祯只是一味急躁求战,下旨分设文武两经略。这又是事权不统一的大错误,大概他以为文武分权,总不能两个经略一起造反。文经略是兵部尚书梁廷栋,武经略是满桂。

清兵于十二月初一攻克良乡,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

申甫的所谓“车营”,是崇祯在惶急中所做的许多可笑事情之一。申甫本来是个和尚,异想天开的“发明”了许多新式武器,包括独轮火车、兽车、木制西式枪炮等等,自吹效力宏大。崇祯信以为真,立即升他为副总兵,发钱给他在北京城里招募了数千名市井流氓,成立新式武器的战车部队。大学士成基命去检阅新军,认为决不可用,崇祯不听。皇太极回师攻来时,这个战车部队出城交锋,一触即溃,木制大炮自行爆炸,和尚发明家阵亡。

满桂身经百战,深知应当持重,不可冒险求战,但皇帝催得急迫之至,若不出战,势必与袁崇焕一样,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与总兵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等集骑兵、步兵四万列阵。皇太极令部属冒穿明兵服装,拿了明军旗帜,黎明时分突然攻近。明军不分友敌,登时大乱,满桂、孙祖寿都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擒。京师大震。

这时祖大寿、何可纲等得到袁崇焕狱中手书,又还兵来救。皇太极对袁部终是忌惮,感到后路所受到的威胁严重,于是并不进攻北京,写了两封议和的信,放在安定门和德胜门城门口,取道冷口而还辽东。

当清兵围城时,崇祯的张皇失措,不单表现在将袁崇焕下狱一事上,此外倒霉的大臣还有不少。他认为兵部尚书王洽处置不善,下狱。王洽相貌堂堂,魁梧威猛,当时是很出名的。崇祯用他做兵部尚书,就是看中了他的相貌,说他像个“门神”。当时北京人私下说,门神一年一换,这个王门神的兵部尚书一定做不长久。果然不到过年,门神就除下来了。围城时一切混乱,监狱中的囚犯乘机大举越狱,于是刑部尚书和侍郎下狱。崇祯又“发觉”北京的城墙不大坚固,似乎挡不住清兵猛攻,其实,那时城墙就算坚固之极,他也会觉得还不够坚固,于是将工部尚书和工部几名郎中一起在朝廷上各打八十棍再下狱。三个郎中两个年老、一个体弱,都在殿上当场活活打死了。至于那个蓟辽总督刘策,他负责的长城防线被清兵攻破,崇祯将他处死,更是不在话下。

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着实不少,本来由袁崇焕统一指挥,大可发挥威力。袁崇焕一下狱,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流寇”本来都是饥民,只会抢粮,不会打仗,这些溃兵一加入,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情形完全不同了。“流寇”真正成为明朝的威胁,就从那时开始。

①《明清史料》甲编,崇祯二年五月,袁崇焕奏:“今各边兵饷,历过未给二百余万。凡请饷之疏,俱未蒙温谕,而索饷兵哗,则重处任事之臣。一番共哗,一番发给,一番逮治。哗则饷,不哗则不得饷。去年之宁远,今年之遵化,谓哗不由饷乎?近各镇多以哗矣。哗不胜哗,诛不胜诛,外防虏讧,内防兵溃。如秦之大盗,哗兵为倡,可鉴也。”

②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毙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

C.P.Fitzgerald:China,AShortCulturalHistory(中国文化简史):“首都的地位,是明朝主要的弱点之一,是它覆亡的主要原因。”该书对明朝建都北京的不利有详细分析,见P.463-464。③ArnoldToynbee:AStudyofHistory(历史研究)的引论中说:“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与一个比较落后的社会之间的疆界,如果不再推移,疆界不会就此平衡稳定,时间过去,发展会倾向于对比较落后的社会有利。”

④BertrandRussell:TheProblemofChina(中国问题):“中华帝国所以能够一直持续到今日,并非由于任何军事技术;相反的,以它的疆域和资源来说,在大多数时间中,它在战争中的表现都是衰弱无能的。”

⑤皇太极在回军的谕示中说,此行是“渡陈仓、阴平之道,(定)破釜沉舟之计。”

⑥《崇祯长编》,十一月十五日兵部有疏云:“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自督师提兵入援,分派驻防,遂屹然无恙。”得旨:“谕兵部:袁崇焕入关赴援,驻师丰润,与蓟军东西猗角,朕甚嘉慰。即传谕崇焕,多方筹划,计出万全,速建奇功,以膺懋赏。”又谕:“各路援兵,全听督师袁崇焕调度。”崇祯这道上谕中,“计出万全”与“速建奇功”两件事根本是大大矛盾的。

⑦朝鲜对明清战事密切注意,所以朝鲜方面的记载也很有参考价值。据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魔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⑧《清史稿·阿巴泰传》。

⑨《孙子》:“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以近待远,以佚待劳。”“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BC《崇祯长编》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兵科给事中陶崇道疏言:“昨工部尚书张风翔亲至城头,与臣同阅火器,见城楼所积者,有其具而不知其名,有其名而不知其用,询之将领,皆各茫然,问之士卒,百无一识。有其器而不能用,与无器同;无其器以乘城,与无城同。臣等能不为之心寒乎?”明军守城,主要是靠火器,守城将士连火器都不会使用,由放大炮反而杀伤满桂部队可知。如果没有袁崇焕来援,北京非给清兵攻陷不可。

BD据王氏《东华录》天聪三年所载。又据《崇祯长编》二年十二月甲子:“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大清兵将杨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BE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祖大寿疏言:“比因袁崇焕被拿,宣读圣谕,三军放声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共闻共见者,奈讹言日炽,兵心已伤。初三日,夜哨见海子外营火,发兵夜击,本欲拚命一战,期建奇功,以释内外之疑,不料兵忽东奔……”祖大寿此疏当然有卸免自己责任的用意,但当时士卒愤慨万分,自动东奔的情形也必存在。

BF袁崇焕狱中写信、祖大寿接信后回师等情状见余大成《剖肝录》。永平即今卢龙县,当时为府治。




金庸《袁崇焕评传》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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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庸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总兵祖大寿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出来。崇祯一概不准。崇祯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单凭杨太监从清军那里听来的几句话,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况这“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故事,人人皆知。皇帝而成了大白脸曹操,太也可羞。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自称奉袁崇焕之命通敌,送信去给清军。这七名奸细交给锦衣卫押管。崇祯命诸大臣会审,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诸大臣会齐审讯,锦衣卫报称:七名奸细都逃走了。众大臣相顾愕然,心中自然雪亮,皇上决心要杀袁崇焕。锦衣卫是皇帝的御用警察,放走这七名“奸细”,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猜想起来,那御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但不知如何,部署无法周密,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脚。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杀了灭口。

对于这件事,负责监察查核军务的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向皇帝指出了严重责问。崇祯难以辩驳,只得敷衍他说,待将袁崇焕审问明白后,便即派去边疆办事立功,还准备升他的官。崇祯这个答复,其实已等于承认袁崇焕无罪①。

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军政,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职方司郎中(司长)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议”。所谓叛逆,惟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去敌所忌。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手续上固有错误,可是毛死之后,崇祯明令公布毛文龙的罪状,又公开嘉奖袁崇焕杀得对,就算当真杀错,责任也是在皇帝了,已不能作为袁崇焕的罪名②。

嘉靖年间,曾有过一个类似的有名例子:在徐阶的主持下,终于扳倒了大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严世蕃十分工于心计,在狱中设法放出空气,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怕,但如说我害死沈炼、杨继盛,我父子就难逃一死。三法司听到了,果然中计,便以此定为他的主要罪名。徐阶看了审案的定稿之后,说道:“这道奏章一上去,严公子就无罪释放了。”三法司忙问原因。徐阶解释理由:杀沈杨二人,是嘉靖皇帝下的特旨,你们说沈杨二人杀错了,那就是指责皇上的不是。皇上怎肯认错?结果当然释放严世蕃,以证明皇帝永远正确。三法司这才恍然大悟,于是胡乱加了一个“私通倭寇”的罪名,就此杀了严世蕃。

但崇祯对于这样性质相同的简单推论,竟是完全不顾。

至于“擅主和议”,也不过是进行和平试探而已,并非“擅缔和约”。袁崇焕提出缔和建议而给朝廷否决,崇祯如果认为他“擅主和议”是过失,当时就应加以惩处,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衔,自二品官升为从一品,又赐给他蟒袍、玉带和银币。又升又赏,“擅主和议”这件事当然就不算罪行了。这时关外的将吏士民不断到总督孙承宗的衙门去号哭,为袁崇焕呼冤,愿以身代。孙承宗深信袁崇焕是无罪的,极力安抚祖大寿,劝他立功,同时上书崇祯,盼望以祖大寿之功来赎袁崇焕之“过”。崇祯不予理睬。

有一个没有任何功名职位的布衣程本直,在这时候显示了罕有的侠义精神。这样的事,纵然在轻生重义的战国时代,也足以轰传天下。

程本直与袁崇焕素无渊源,曾三次求见都见不着,到后来终于见到了,他对袁钦佩已极,便投在袁部下办事,拜袁为老师。袁被捕后,程本直上书皇帝,列举种种事实,为袁崇焕辩白,请求释放,让他带兵卫国。这道白冤疏写得怨气冲天,最后申请为袁崇焕而死③。崇祯大怒,将他下狱,后来终于将他杀了,完成他的志愿。

大学士韩p是袁崇焕考中进士的主考官,是袁名义上的老师,因此而被迫辞职。御史罗万爵申辩袁崇焕并非叛逆,因而削职下狱。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详细讨论过五年平辽的可能性,因此而罢官充军。

当时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附和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力的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

温体仁是浙江乌程(吴兴)人,在《明史》中列于《奸臣传》。他和毛文龙是大同乡,一心要为毛报仇。梁廷栋和袁崇焕是同年,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又曾在辽东共事。当时袁崇焕是他上司,得罪过他。他心中记恨,既想报仇,又要讨好皇帝。

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清兵攻到,焚烧劫掠,众太监损失很大,大家都说袁崇焕引敌兵进来。毛文龙在皮岛当东江镇总兵之时,每年饷金数十万,其中一大部分根本不运出北京,便在京城中分给了皇帝身边的用事太监。毛文龙一死,众太监这些大收入都断绝了。此外还有几名御史高捷、袁弘勋、史范土等人,也主张杀袁崇焕,他们却另有私心。当袁崇焕下狱之时,首辅是钱龙锡,他虽曾批评袁崇焕相貌不佳,但一向对袁很支持。高捷等人在天启朝附和魏忠贤。惩办魏忠贤一伙奸党的案子叫做“逆案”,高捷、史等案中有名,只不过罪名不重,还是有官做。钱龙锡是办理“逆案”的主要人物之一。高捷一伙想把袁崇焕这案子搞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攀进在内。因为袁崇焕曾与钱龙锡商量过杀毛文龙的事,钱并不反对,只劝他慎重处理。“新逆案”一成,把许多大官诬攀在内,老逆案的臭气就可冲淡了。结果新逆案没有搞成,但钱龙锡也丢官下狱,定了死罪,后来减为充军。

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军纪不佳,在城外扰民,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

个人的私怨、妒忌、党派冲突、谣言,交织成了一张诬陷的罗网,而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袁崇焕亲信谢尚政的叛卖。谢尚政是东莞人,武举,袁崇焕第一次到山海关、第一次上奏章就保荐他,说是自己平生所结的“死士”,可见是袁崇焕年轻时就结交的好朋友。他在袁的提拔下升到参将。袁杀毛文龙,就是这个谢参将带兵把毛部士卒隔在围外。兵部尚书梁廷栋总觉得要杀袁没有甚么充分理由,便授意谢尚政诬告,答允他构成袁的罪名之后可以升他为福建总兵。谢尚政利欲熏心,居然就出头诬告这个平生待他恩义最深的主帅。以袁崇焕知人之明,毕竟还是看错了谢尚政。要了解一个人,那是多么的困难!袁崇焕对崇祯的胡涂与奸臣的诬陷,或许并不痛恨,因为崇祯与众奸臣本来就是那样的人,但对于谢尚政的忘恩负义,一定是耿耿于怀吧?或许,他也曾想到了,就算是岳飞,也被部下大将王贵所诬告,因而构成了风波亭之狱。只是王贵诬告,是由于秦桧、张俊的威迫,谢尚政却是受了利诱,比较起来,谢尚政又卑鄙些。可是谢尚政枉作小人,他的总兵梦并没有做成,不久梁廷栋以贪污罪垮台,查到谢尚政是贿赂者之一,谢也因此革职。

袁崇焕的罪名终于确定了,是胡里胡涂的所谓“谋叛”。崇祯始终没有叫杨太监出来作证。擅杀毛文龙和擅主和议两件事理由太不充分,崇祯无论如何难以自圆其说,终于也不提了。本来定的处刑是“夷三族”,要将袁崇焕全家、母亲的全家、妻子的全家都满门抄斩。余大成去威吓主理这个案子的兵部尚书梁廷栋:“袁崇焕并非真的有罪,只不过清兵围城,皇上震怒。我在兵部做郎中,已换了六位尚书,亲眼见到没一个尚书有好下场。你做兵部尚书,怎能保得定今后清兵不再来犯?今日诛灭袁崇焕三族,造成了先例,清兵若是再来,梁尚书,你顾一下自己的三族罢。”

梁廷栋给这番话吓怕了,于是和温体仁商议设法减轻处刑,改为袁崇焕凌迟,七十几岁的母亲、弟弟、妻子,几岁的小女儿充军三千里。母家、妻家的人就不牵累了④。

“凌迟”规定要割一千刀,要到第一千刀上才能将人杀死,否则刽子手有罪,那就是所谓“千刀万剐”。所以骂人“杀千刀”是最恶毒的咒骂。

袁崇焕被绑上刑场,刽子手还没有动手,北京的众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直咬到了内脏。刽子手依照规定,一刀刀的将他身上肌肉割下来。众百姓围在旁边,纷纷叫骂,出钱买他的肉,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买到后咬一口,骂一声:“汉奸!”⑤

因为北京城的百姓认定,去年清兵围城是他故意引来的。很难说这样的谣言从何而来,是痛恨袁崇焕的大臣与太监们散播出去的?还是一般群众天生的喜欢听信谣言?又或许,受到了重大惊恐和损失的北京百姓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

从长远来说,人民的眼睛确是雪亮的,然而当他们受到欺蒙之时,盲目而冲动的群众,可以和暴君一样的胡涂,一样的残酷。但隔得远了一些,自己的生命财产并不受到直接的影响时,人们就可以冷静地思考了,所以除了北京城里一批受了欺骗的百姓,天下都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连朝鲜的君臣百姓也知道他的冤枉,为他的被害感到不平⑥。

袁崇焕死后,骸骨弃在地下,无人敢去收葬。他有一个姓余的仆人,顺德马江人,半夜里去偷了骸骨,收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隔一道城墙,广渠门外的一片广场之上、城壕之中,便是八个半月之前袁崇焕率领将士大呼酣战的地方。他拚了性命击退来犯的十倍敌军,保卫了皇帝和北京城中百姓的性命。皇帝和北京城的百姓则将他割成了碎块。

那姓余的义仆终身守墓不去,死后就葬在袁墓之旁。非常奇怪的是,余君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袁崇焕墓旁看守。直到民国五年,看守袁墓的仍是余君的子孙,他们说是为了遵守祖宗的遗训⑦。

程本直、余仆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高贵的一面。谢尚政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卑劣的一面。袁崇焕的死法,却又显示了群众在受到宣传的愚弄、失却了理性之后,会变得如何狂暴可怖。袁崇焕是一团火一样的人,在他周围,燃烧的是高贵的火焰、邪恶的火焰、狂暴的火焰。这些火焰就像他本人灵魂中的火焰那样,都是猛烈地闪亮的。

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以倾国之师,在大凌河将祖大寿紧紧包围,十月间祖大寿不支投降。副将何可纲不降,被杀。祖大寿骗皇太极说可为满清去取锦州,但一到锦州,立即就守城,此后皇太极派大将几次进攻都打不下来。皇太极两次御驾亲征,攻锦州、攻宁远,都无功而退。直到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兵大军再围锦州,整整围攻一年,到第二年三月,先击溃了洪承畴十四万大军,祖大寿粮尽援绝,又再投降。祖大寿到顺治十三年才死,始终不曾为满清打过一仗,大概是学了《三国演义》中“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宗旨,满清也没有封他甚么官。比之满桂、赵率教、何可纲、孙祖寿等人,祖大寿有所不如,但比之其余的降清大将却又远胜了。

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的父亲吴襄曾做宁远总兵,和祖大寿是关辽军中同袍,都是袁崇焕的部属。当明清之际,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曹变蛟、黄得功、刘泽清等都是。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将才之人,麾下都是悍卒健士。袁崇焕若是不死而统率这一批精兵猛将,军事局面当然完全不同了。吴三桂如是袁崇焕的部将,最多不过是“抱头痛哭为红颜”而已,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冲冠一怒”,为了陈圆圆而引清兵入关。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更有人带了西洋大炮过去,满清开始自行铸炮。辽东将士都说:“袁督师这样忠勇,还不能免,我们在这里又干甚么?”⑧降清的将士写信给明将,总是指责明朝昏君奸臣陷害忠良⑨。

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也不是韩信、岳飞、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点,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BC。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BD。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的猛烈燃烧。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像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

①钱家修《白冤疏》:“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其中又说:“方天启年间,诸阳失卫,山海孤寒。当此时谁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顾?独崇焕以八闽小吏,报效而东,履历风霜,备尝险阻,上无父母,下乏妻孥,夜静胡笳,征人泪落。焕独何心,亦堪此哉?毋亦君父之难,有不得不然者耳。”崇祯批答:“批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

②袁崇焕下狱后,毛文龙的朋友乘机要求为毛翻案,请求赐讠盒抚恤。崇祯不准,说毛之死是“罪有应得”,不准以袁崇焕为借口而翻案。见程本直:《漩声》。

③程本直《白冤疏》中说:“总之,崇焕恃恩太过,任事太烦,而抱心太热,平日任劳任怨,既所不辞,今日来谤来疑,宜其自取。独念崇焕就执,将士惊惶,彻夜号啼,莫知所处,而城头炮石,乱打多兵,骂詈之言,骇人听闻,遂以万余精锐,一溃而散。”最后说:“臣于崇焕,门生也。生平意气豪杰相许。崇焕冤死,义不独生。伏乞皇上骈收臣于狱,俾与崇焕骈斩于市。崇焕为封疆社稷臣,不失忠。臣为义气纲常士,不失义。臣与崇焕虽蒙冤地下,含笑有余荣矣。”

④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家里穷得很,没有丝毫多余的财产。他在辽西的家属充军到浙江,后来改充军到贵州,在广东东莞的充军到福建。《明史》说袁崇焕没有子孙。近人叶恭绰则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当时满清掳掠大量汉人至辽东为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满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袁崇焕的冤狱,到清朝乾隆年间方才得以真相大白。《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其中《袁崇焕传》中,根据清方的档案纪录,直言皇太极如何用反间计的经过。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才读到《明史》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对袁的遭遇很是同情,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

⑤见《明季北略》。

⑥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焕传》说:“遂磔崇焕于市……天下冤之。”朝鲜《仁祖实录》八年二月丁丑载:朝鲜的使者朴兰英到沈阳,满清的王公当着他面互相“耳语”,说袁经略果然和我们同心,只可惜事情败露而被逮捕。这样的国家机密,怎会当着外国使臣的面而互相耳语,故意让他听到?朴兰英明白他们的用意,只不过想借他而传言到明朝去,以便尽快杀了袁崇焕,所以他在给朝鲜国王的奏章中说:“此必行间之言也。”直到一百年之后,朝鲜的君臣们在讨论明朝覆亡的原因时,还说主要原因是杀袁崇焕(见朝鲜《英宗实录》六年十一月辛未,即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年)。

⑦民国五年,东莞人张伯桢的儿子死了,他佩服袁崇焕,将儿子葬在袁墓的旁边。当时看守袁墓的仍是佘氏子孙,叫做余淇。张伯桢为袁崇焕的义仆也立了碑。

⑧杨士聪《五堂荟记》卷二:“袁既被执,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明史·袁崇焕传》:“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⑨《明清史料》丙编,辽将自称“在此立功何用”,故“北去胡”而投降满清,其中有人致书旅顺明将:“南朝主昏臣奸,陷害忠良。”

BC程本直《漩声》:“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

BD程本直《漩声》中引袁崇焕的话说:“子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也’可也。”



金庸《袁崇焕评传》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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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庸  

崇祯所以杀袁崇焕,并不只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么简单。如果是出于一时误信,可说他只是愚蠢。《三国演义》写曹操误中周瑜反间计,听信蒋干的密报,立刻就杀了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等到两人的首级献到帐下,曹操登时就省悟了,自言自语:“我中计了!”那只是片刻之间的事。然而崇祯于十二月初一将袁崇焕下狱,到明年八月十六才处死,中间有八个半月时间深思熟虑。他曾几次想放了袁崇焕,要他再去守辽,因此有“守辽非蛮子不可”的话,从宫中传到外朝来①。既然有这样的话,当然已充分明白皇太极的反间计。他称袁崇焕为“蛮子”,那是既讨厌他的倔强,却又不禁佩服他的干劲和才能。

然而为甚么终于杀了他?显然,崇祯不肯认错,不肯承认当时误中反间计的愚蠢。杀袁崇焕,并不是心中真的怀疑他叛逆,只不过要隐瞒自己的愚蠢。以永远的卑鄙来掩饰一时的愚蠢!

为甚么隔了这么久才杀他?因为清兵一直占领着冀东永平等要地,威胁北京,直到六月间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以前,崇祯不敢得罪关辽部队。要等到京师的安全绝对没有了问题才动手。在此以前,他不是不忍杀,而是不敢杀。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可见处死大臣,在他原不当是一件大事。这些兵部尚书中,有些昏愦胡涂,有些却也忠耿干练,例如傅宗龙,只因为向崇祯奏禀天下民穷财尽的惨状,崇祯就大为生气,责备他道:“你是兵部尚书,只须管军事好了,这些陈腔滥调,说它干甚么?”后来便将他关入狱中,关了两年。崇祯传下来的笔迹,我只见到一个用在敕书上的花押,以及“九思”两个大字。“九思”出于《论语》。孔子说: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考虑自己的表情温和么?态度庄重么?说话诚恳老实么?工作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难,考虑怎样去向人家请教;要发怒了,考虑有没有后患;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时候,考虑是不是该得。这就是所谓“九思”②。此人大书“九思”,但自己显然一思也不思。倒是在死后,得了个“思宗”的谥法,总算有了一思。


我九岁那一年的旧历五月二十,在故乡海宁看龙王戏。看到一个戏子悲怆凄凉的演出,他披头散发的上吊而死,临死时把靴子甩脱了,直甩到了戏台竹棚的顶上。我从木牌子上写的戏名中,知道这出戏叫作《明末遗恨》。哥哥对我说,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当时我只觉得这皇帝有些可怜。一九五○年秋天,我在北京住了一段时候,曾去了崇祯吊死的煤山,望到皇宫金黄色的琉璃瓦,在北京秋日的艳阳下映出璀璨光彩,想到崇祯在吊死之前的一刹那曾站在这个地方,一定也向皇宫的屋顶凝视过了,尽管这人卑鄙狠毒,却也不免对他有一些悲悯之情。

他孤独得很,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因为他任何人都不相信。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策。他用手指在案上写了“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给身边的近侍太监看了,当即抹去。他在自杀之前,用血写了一道诏书,留在宫中,对李自成说,这一切都是群臣误我的,你可以碎裂我的尸体,可以将我的文武百官尽数杀死③。可见他始终以为一切过失都是在文武百官,痛恨所有为他办事的人。他哥哥天启从做木工中得到极大乐趣,依恋乳娘,相信魏忠贤一切都是对的,精神上倒很平安。崇祯却只是烦躁、忧虑、疑惑、跋徨,做十七年皇帝,过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拚命想办好国家大事,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是。

皇帝是不能辞职的!

他没有一个真正亲信的人,他连魏忠贤都没有。他没有精神上的信仰,一度听了徐光启的劝告而信奉天主教,但他的爱子悼灵王生病,天主没有救活孩子的性命,他便对天主失却了信心。他没有真正的爱好。他不好色,连陈圆圆这样的美女送进宫去,他都不感兴趣而遣出宫来。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由于他的自杀,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得的好得多。只因他不好酒色,勤于政事,后人就以为他本身是个好皇帝。甚至李自成的檄文中也说他并不真的十分胡涂,只不过受到欺蒙,一切坏事都是群臣干的④。只因他遗诏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一个百姓,后人便以为他真的爱百姓(难道他十七年中所杀的百姓还少了?),只因他说过“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后人便以为明朝所以亡,责任是在群臣身上。其实他说这样的话,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国之君。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却将中兴之臣、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罢的罢,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般换来换去,那便构成了亡国之君的条件。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

然而袁崇焕抗拒满清入侵,却不能说是错了。当时满清对明朝而言是异族,是外国,清兵将汉人数十万、数十万的俘虏去,都是作为奴隶或农奴。清兵占领了中国的土地城市,总是烧杀劫掠、极残酷的虐待汉人。不能由于后代满清统治胜过了明朝,现在满族又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就抹煞了袁崇焕当时抗御外族入侵的重大意义。正如将来世界大同之后,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国保持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清朝比明朝好,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然而袁崇焕当时是不会知道的。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运气。袁崇焕和亿万中国人民运气不好,遇上了崇祯。崇祯运气不好,做上了皇帝。他仓皇出宫那一晚,提起剑来向女儿长平公主斩落时,凄然说道:“你为甚么生在我家?”正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性格、才能、年龄,都不配做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皇帝。归根结底,是专制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下,万历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最后被送入戒毒所。天启是一个精巧的木匠。崇祯做甚么好呢?他残忍嗜杀,暴躁多疑,性格中有强烈的犯罪倾向,在现代社会中极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不良青年,但如加以适当的教育与训练,可以在屠宰场中做屠夫(我当然并不是说屠夫有犯罪倾向),那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他不能做猎人,因为完全缺乏耐心。

后世的评论者大都认为,袁崇焕如果不死,满清不能征服中国⑤。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只要崇祯是皇帝,袁崇焕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变不了基本局面,除非他杀了崇祯而自己来做皇帝,这当然不符合他的性格。在君主专制独裁的制度之下,权力在皇帝手里。

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开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

在袁崇焕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保卫人民;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在每一个时代中,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袁崇焕当然小得多,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尽力而为。时代不断在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点、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

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大功业,令我们感谢;有许多人建立了大帝国和长久的皇朝,令我们惊叹。然而袁崇焕“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极度悲惨的遭遇,这个生死以之的“痴心人”,这个无法无天的“泼胆汉”,却更加强烈的激荡了我们的心。

崇祯和袁崇焕两人的性格,使得这悲剧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两人第一次平台相见,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的诺言,杀机就已经伏下了。以后他请内帑、主和议、杀毛文龙,悲剧一步步的展开,杀机一层层的加深,到清军兵临北京城下而到达高潮。在这悲剧的高潮中,崇祯不许袁部入城是第一个波浪;袁部苦战得胜,崇祯催逼他去追击十倍兵力的清军,是第二个波浪;北京城里毁谤袁崇焕的谣诼纷传是第三个波浪;终于,皇太极使反间计而崇祯中计。至于后来的凌迟,已是戏剧结构上的荡漾余波⑥了。

即使没有皇太极的反间计,崇祯终于还是会因别的事件、用别的借口来杀了他的。

我们想象崇祯二年腊月中国北方的情形:在永平、滦州、迁安、遵化一带的城内和郊外,清兵的长刀正在砍向每一个汉人身上,满城都是鲜血,满地都是尸首⑦……

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数十万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骑在马上的清兵挥舞鞭子在驱赶。清兵不断的欢呼大叫,这些汉人是他们俘虏来的奴隶,男的押去辽东为他们做苦工,女的分给兵将淫乐⑧……

在陕西,灾荒正在大流行。树皮草根都吃完了,饥饿的父母养不活儿女,只好将他们抛在城角的空场上,这些孩子有的在哭号,呼叫:“爸爸,妈妈!”有的拾起了粪便在吃。到第二天,这些孩子都死了。但又有父母抱了孩子来抛弃。做母亲的看着满地死儿,舍得把手里的孩子抛下来吗?但如带回家去,难道眼看他活活的饿死⑨……流离在道路上的饥民不知道怪谁才好,只有怪天。他们向来对老天爷又敬又怕,这时反正要死了,就算在地狱中上刀山、下油锅也不管了,他们破口大骂老天爷,有气无力的咒骂,终于倒在地下,再也起不来BC……在北京城的深宫里,十八岁的少年皇帝在拍着桌子发脾气。他又是焦急,又是害怕,不断的问太监:“袁蛮子写了信没有?怎么还不写好?这家伙跟我过不去,非将他千刀万剐不可。你们再去催,叫他快写信给祖大寿!”他憔悴苍白的脸上泛起了潮红,眼中布满了红丝,不断的说:“杀了他!杀了他!”……

在阴森寒冷的御牢里,袁崇焕提笔在写信给祖大寿,砚台里会结冰吧?他的手会冻得僵硬吗?会因愤怒而颤抖吗?他的信里写的是些甚么句子?泪水一定滴上了信笺罢?

皇帝的信使快马驰出山海关外,将这封信交在祖大寿的手里。祖大寿读信之后,伏地大哭。讯息传了开去:“督师有信来!”

辽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数万名间关百战、满身累累枪伤箭疤的关东大汉,伏在地下向着北京号啕痛哭,因为他们的督师快要被皇帝杀死了。战马悲嘶,朔风呼啸,绵延数里的雪地里尽是伏着愤怒伤心的豪士,白雪不断的落在他们的铁盔上、铁甲上……

①见余大成《剖肝录》。

②《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崇祯死后,因为没有确定的接班人,也就没有确定的谥法,有毅宗、庄烈帝、怀帝、愍帝、思宗等谥。思宗的“思”字,不是美谥,《逸周书》的谥法解中说:“道德纯一曰思,大省(即“眚”,灾害的意思)兆民曰思,追悔前过曰思,外内思索曰思。”

汉朝的王逸作过一篇楚辞,叫作《九思》,是哀悼屈原的,共有九章:逢尤、怨上、疾世、悯上、遭厄、悼乱、伤时、哀岁、守志。所说的悼乱伤时,疾世哀岁,逢尤遭厄,和袁崇焕的心境和遭遇倒也差不多。但崇祯写这《九思》二字时,所想到的当然不会是王逸的《九思》。

③崇祯遗诏:“朕自登极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任尔分裂朕尸,可将文武尽皆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这道遗诏,和相传留在他身上的遗书文字稍有不同。

④“君非甚閛e,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⑤梁启超在《袁崇焕传》的题目上,加了“明季第一重要人物”的形容词,传中说:广东崎岖岭表,数千年来与中原的关系很浅薄,历史上影响到全中国的人物极少,只有唐朝六祖慧能光大了禅宗,明朝陈白沙在哲学上倡明唯心论,成为王阳明的先驱,而“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只有袁崇焕一人。(其实,他即使不提到孙中山先生,也应当提洪秀全。)又说:“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康有为在《袁督师遗集序》中说:“若吾粤袁督师之丧于谗间也,天下震动,鬼神号泣,明社遂屋,余祸烈烈,波荡至今。呜呼,天下才臣名将多矣,谗死亦至伙,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则岂惟杜邮、钟室、凉风、金牌之凄感也。……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他认为白起、韩信、斛律光、岳飞四人被谗而死,虽令人感叹,但于国家存亡无关,不及袁崇焕事件影响深远。

李济深《重修明督师袁崇焕词墓碑》:“论明清间事者,佥以为督师不死,满清不能入主中原。”叶恭绰谒袁崇焕墓诗:“史笔只今重论定,好申正气息群纷。”注云:“近日史学家钩稽事实,证明袁如不死,满洲不能坐大,即未必克入主中原,故袁死所关之重,有同岳飞于宋。文天祥辈尚非其比也。”

⑥戏剧结构上高潮过后的余波(anti-climax),通常译作“反高潮”,似不甚贴切。

⑦《清史列传》卷三:“岳托(满清大将,代善之子,皇太极的侄儿)曰:辽东以久不降,故诛之。杀永平人,乃贝勒阿敏所为……六年正月,(岳托)奏言:前克辽东、广宁,汉人拒命者诛之,复屠永平、滦州汉人。”

⑧满清每次出兵,都俘虏大量汉人去做生产工具。这次进攻北京之役俘虏的实数无记录,但知阿巴泰攻掠山东之役(《碧血剑》中提到的那一次)“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相信崇祯二年一役中俘虏汉人也必达数十万,《太宗实录》卷六:“上因问达海(奉命监守明宫太监而使反间计的五将之一)等:‘是役俘获视前二次如何?’对曰:‘此行俘获人口,较前甚多!’上曰:‘金银币帛,虽多得不足喜,惟多得人口为可喜耳!’”

⑨《陕西通志》,崇祯二年马懋才《备陈灾变疏》:“殆年终而树皮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者。”

BC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崇祯间有民谣曰:‘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此种时日曷丧之心理,非人民痛苦至极者,宁忍出此?”




[本日志由 chun 于 2006-04-18 09:34 AM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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