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新型人才到战略型人才

从创新型人才到战略型人才
  ——《笑傲江湖》、《侠客行》与《鹿鼎记》的人才类型解读
  

  《笑傲江湖》与《鹿鼎记》都是金庸作品中的经典,这两部作品由于对政治生活出神入化的描写(其中《笑傲江湖》为间接描写)而奠定了其在武侠作品中至今尚无人能及的地位;《侠客行》虽然篇幅短小,但也写得有声有色,其水平并不亚于《天龙八部》等其他几部长篇大作。

  《笑傲江湖》与《侠客行》是金庸先生后期的作品,金庸先生一反以前作品中注重传统知识的观点,转而提倡武学上的创新。在这两部作品里,祖传的武功秘笈已经不再重要,创新思维才是武学致胜的法宝。从独孤求败到风清扬,从风清扬到令狐冲,从令狐冲到石破天,都不受传统束缚(石破天是客观原因而没有被束缚,其他人都是主动地打破束缚),但他们都达到或接近了武学中的高境界。

  令狐冲本来是一个很忠诚于传统、非常自愿地屈服于传统的人,对武学上的所谓“正统”绝不怀疑。但他自己却并不出色,甚至在英雄救美过程中还因此而“损失惨重”。等到他遇到了剑术高手风清扬的时候,情况发生了迅速的改变。风清扬是一个从根本上看不起传统的更不愿意受传统束缚的人。在他看来,只知道死学祖宗遗物的人是蠢材,他也这样毫不客气地称呼华山派掌门(其地位大致相当于当今某一领域的学术权威)“君子剑”岳不群先生。在风清扬那里,令狐冲学到了不受传统剑术规则约束的“独孤九剑”,进而“笑傲江湖”。

  《侠客行》中,武艺超群的二位岛主召集各门派的“创新型人才”(他们只邀请那些在武学领域有创见的人)一起研究“侠客行”武术名谱,最后却只有没有受过任何传统教育、仅仅视文字为“蝌蚪”的“狗杂种”石破天看懂并掌握了其“核心技术”。《侠客行》很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传统思维在某些领域不但不起作用,反而会成为技术发展道路上的桎梏。虽然金庸先生1994年北京大学演讲时曾经在回答北大学生提问的时候指出,《侠客行》所描述的情形只适合于“佛学”领域,但从整部书的架构来看,作者对传统束缚的质疑并不仅仅限于“佛学”领域。

  在这两部作品中,金庸先生显然强烈推崇创新思维。在他看来,那些大胆突破传统束缚的人,乃为一流人才;一个人要想在专业领域里取得骄人成就,非得有创新思维不可。

  到了《鹿鼎记》,连技术本身也不重要了,专业技术人员(比如江湖上那些数不尽的武林高手)的地位迅速下降而仅仅成为主人公韦小宝和康熙的陪衬。此时的金庸先生,对技术的看法已经大加改变,他不再推崇那些技术上的专家(尽管他在《笑傲江湖》里曾经热烈地赞扬风清扬等剑术高手)而把视野放得更加开阔。在他看来,传统也好,创新也罢,如果仅仅依赖对专业技术的掌握,在某些领域永远不可能做主角。虽然他很明确地在后记中告诫他的读者:韦小宝这个人很讲义气,你们学他这一点就可以了,其他的不要学……可是,整部书的字里行间,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他流露出来的对韦小宝蔑视专业技术的丝丝赞赏。这时候,武功,已经变得非常次要了。在《鹿鼎记》所刻画的政治领域,权术对个人仕途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而绝非专业技术(武功),玩弄权术者可以让技术人员仅仅成为自己的陪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简直是随心所欲。韦小宝只是一个江湖上的小混混,一开始不但不会武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掌握任何谋生的专业技术,连个“手艺”都没有),而且自小在妓院里长大,没有任何的政治背景,但他却依靠他的人生信条“花花轿子人抬人”,不但混入宫内,而且很快青云直上,令那些所谓的武林高手可望而不可及。《鹿鼎记》尽管描写了大量的武林高手,但一个个都只是韦小宝和康熙的玩物,除此之外毫无意义。读《鹿鼎记》,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在技术上很优秀的人,如果他做不到“八面玲珑”,理不顺社会中缤纷繁杂的层层关系,虽然他也可能会依靠自努力而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但远远无法跟那些玩弄权术者相提并论。韦小宝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在中国数千年的政治生活中却不乏其人,《鹿鼎记》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对中国政治史的折射。韦小宝的经历恰恰就是专业技术次要性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明证,这也正是金庸先生在书中一直想表达的一个主题。

  但《鹿鼎记》中最杰出的人才却不是韦小宝,而是康熙皇帝。《鹿鼎记》明线写韦小宝,暗线则围绕康熙皇帝而着笔。韦小宝这种对专业技术一无所知而仅仅通过玩弄权术来达到自身目的的做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看要比单纯的技术专家效果来得快,但更高境界的,则是那些具备战略眼光的领导者。《鹿鼎记》的康熙皇帝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使韦小宝这样的精于权术者,自始至终也只是给康熙轻松自如地玩弄于手掌之间的笑料而已。康熙本人对技术(武功和打仗)略知一二,但远称不上高手,但他能通过充分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使得一流的技术专家为自己服务从而实现战略目标。这才是人才学中的最高境界。正如汉高祖刘邦所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晌,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见《汉书:高帝纪》)从这点上说,康熙才是最杰出的人才。最杰出的人才其实就是那些善于管理人才的人,他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专业知识,但是他一定得清楚什么人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一件工作,他也许一无所知,但是他能够迅速判断应该交给什么人去做才会完成得最好。比如对韦小宝,康熙总能根据其个性特点安排不同的任务,而韦小宝也极少令他失望,每次都凯旋而归,这与康熙对下属、对形势的深厚洞察力以及对用人时机的巧妙把握是紧密相关的。

  当然,韦小宝毕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是,书中提到的明朝降将施琅,历史上却是真有其人,《鹿鼎记》中对施琅收复台湾的背景描述亦大致与历史一致(在武侠小说中穿插史实性的记载本就是金庸先生的拿手好戏)。康熙对施琅的使用,显示出了相当高超的用人技巧。因施琅治军有方,康熙一开始就予以重用,命其出任福建水师提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康熙表现得很坚决),但施琅对澎湖的三次进军均因天气原因而失利。虽然失利后的施琅仍然雄心勃勃,但此种情形下,考虑到主抚派在当时占了上峰,而且部分朝臣对施琅不信任,康熙当即下令撤销福建水师,召施琅入京任“内大臣”,不再议武力征台(表面上,停议征台,对施琅是贬,但实际上施琅从福建水师提督调任官位更高的内大臣,则贬中有褒,康熙用人当中的“阴阳调和”术可谓妙耳)。康熙把一直念念不忘武力征台的施琅安排在北京一所宅院中,一住就是13年。1681年,康熙在最后平定了“三藩之乱”后,认为平台时机已经成熟,再次起用施琅(此时的康熙,已经深谙“治心”之道,他很清楚如果让施琅长期压抑的作战激情突然爆发,效果可能最为明显,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判断的正确)。史书记载,临行前,康熙还把施琅找来,对他说:“尔至地方当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靖海疆。”(可见对人才激励,康熙早已意识到)施琅一到厦门立即上疏要求“专征”权,即独立的军事决策权。在其意见被否决后,他又执意坚持,再次上书。面对这样的“妄奏”, 考验康熙的时候到了:批准没有先例,不批则可能影响战事。最终他还是看到了军事独立决策权的重要性,于是特批了“专征”权(现代管理学者经常强调“给下属一定的空间”,康熙不仅仅是给了“一定的”空间,而是非常大的空间,他给予前方大将的独立决策权,在古今战略史上都是不多见的。据记载,朝鲜战争中,即使是一向叱咤风云的彭德怀,其每一个大的军事决策均是来自北京,其本人绝无独立决策权)。施琅果然如鱼得水,于1683年大败澎湖守军。

  先是力排众议,重用敌方降将,进而一度将其闲置13年,之后又大胆特批了在当时看来与有违传统操作的“专征”权,如果不具备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如果说, 《鹿鼎记》中洪教主等人是顶尖武林高手的话,康熙则是远胜于顶尖武林高手的高手,他是战略型的“武林高手”,任何一个普通型的武林高手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鹿鼎记》在写韦小宝的同时也在写康熙,很多时候是通过韦小宝来写康熙。康熙对形势的判断以及根据形势对不同人才的利用,远在其他人之上;他的战略眼光,造就了他的庞大帝国。

  至此,武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已明确,从传统的武林高手到创新的武林高手再到战略型的武林高手;从人才学的角度看,从纯粹局限于传统的专业人才到大胆突破传统束缚的创新型人才再到把握全局的战略型人才,人才的最高境界逐渐浮现。的确,战略型人才令人叹服,古今中外,因为具备战略眼光的领导者恰当地起用某些人而令局势迅速改观的例子举不胜举。

  《鹿鼎记》于是成为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当数以亿计的读者感到疑惑的时候,金庸先生自己却很清楚:他不可能再写下去了,因为他已经描述了最高的境界。除了封笔,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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