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金庸小说在廿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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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的印象中,金庸先生只会写武侠,但是,如果我们读了他的《袁崇焕评传》,就会惊讶地发现,这篇历史评论的水平已经超越了不少专业历史学家;再读他的一些散文,也丝毫不亚于许多一流的散文作品。记得张五常先生曾说过这样的意思:一个人,他自己说自己多么有水平是没有用的,如果他的作品在50年、100年后还有人看,这就需要真材实料了。如果以张五常先生的这一标准来衡量,金庸先生应该可以称得上是有“真材实料”的……——陆安春。  
(以下一文录自明报月刊一九九八年八月号有关五月份 在科罗拉多大学举行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导。)

五十年代中期,金庸首次执笔写武侠小说,前后约十七年,他笔无停缀,总共 发表了十五部作品。他把书名的第一个字连缀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 书神侠倚碧鸳”。其后又经过作者封笔之后花了十年工夫认真修订,现今刊行的版 本比当初在报纸连载时精致了许多。尽管人们对金庸的作品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 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金氏作品拥有最多的读者。他的作品先是在殖民地一隅 香港产生影响,继而流布至东南亚地区,广受欢迎,七十年代末开始有坊间盗版本 盛行大陆,至九十年代才有全套正式授权版在大陆发行。可以说问世以来四十年 间,读者对金庸作品的喜好未曾衰减。我们虽然不能仅仅据此论定金庸作品的质 量,也不能仅仅据此论定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贡献,这样做有失文学研究的严 谨。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象,作出学术上的解释。因为由读者广泛喜爱和支持 的金庸作品在文学上的重要性,是任何试图重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人不得不重 视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 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 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 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 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 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 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 新的境界。

  承继和发扬光大中国本土文学传统以往的文学史对二十世纪初文学变革的解释 带有强烈的启蒙意识形态色彩,它把那个时代凡不具启蒙意识的文学一律看作是“ 封建文学”,或带有贬义地称之为“旧文学”。其实,如果平心静气看二十世纪初 文学的变革,就会看到,由于社会变化和外来文学影响,中国文学已逐步分裂为两 种不同的文学流向;一种是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由“五四”文学革命催生的“新文 学”;一种是保留中国文学传统形式但富有新质的本土文学。新文学以启蒙意识、 外来文学形式、欧化白话文为其核心因素。(它与此前文学的联系是次要的,充其 量是某些作家采用了某些古代技法。)它以前所未见的面貌出现于文学舞台,为那 些赞同和倾向于“新思潮”的都市知识分子所认同,可以说新文学是表现这批活跃 于都市的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在新文学崛起的同时,另一种文学,即植根于古代 文学悠长传统的那部分文学也在发生缓慢的蜕变。它虽然不能像新文学那样以耳目 一新的形象示人,但文学史家戴著启蒙意识的眼镜,把它描绘成“封建文学”在清 末民初的垂死末落,是不合适的。我们姑且把这种文学命名为本土传统的文学,它 与“新文学”一起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大实在,或者说两大流向。本土传 统的文学于缓慢的积累中构造自己的文学大厦,在本世纪初有苏曼殊、李伯元、刘 鹗作为其代表,三、四十年代则有张恨水、张爱玲等作家,而金庸则是直接承继本 土文学的传统,并且在新的环境下集其大成,将它发扬光大。

  金庸的意义在于在香港殖民地一隅延续并光大了本土文学的传统。当老一辈的 作家因政治急流而退出写作生涯的时候,金庸却在香港异军突起。文化的种子因严 寒的政治气候不能生长于大陆,却在殖民地的土壤又破土而出。这个事实本身就有 文化的存亡继绝的意味。金庸的写作相当自觉地继承了本土文学的传统而又在新的 环境下持续探索和创新。五、六十年代的都市毕竟不同于以往的上海、天津和北京 ,香港读者毕竟不同于上海与北京旧时代的读者,而大陆政治又非常微妙地影响著 香港。金庸的写作虽然说认同于本土的传统,但毕竟要面对新的环境、新的读者。 我们看到,金庸的小说一方面并没有失去悠久的文学传统所造就的独特趣味,尤其 是清代至民国年间本土传统的文学演变过程中产生的成功的地方被金庸继承下来了 ;另一方面,他又有许多创新的地方,尤其是他注意刻划和表现人性(这虽然是古 今中外优秀作品所具有的,但在民国时期本土传统的文学是不多见的。)全面提升 了这一传统中作品的品质,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至高境界。例如,他既保持了传统章 回形式“文备众体”的一贯特点,又作出了符合现代阅读弹性的改变;既在作品中 坚持善恶是非分明的价值传统,又为充分表达的具体价值观念带来新的时代内容; 既继承了语言平易、绝无欧化弊端的白话文风格,又使白话文与时俱进,形成新文 体;既秉承了传统武侠小说的题材形式,又极大地拓展了武侠题材的表现空间。这 些都是对本土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的贡献使他成为本土文学传统在二十世纪 的集大成者。

  自由写作精神对单维文学的突破众所周知,二十世纪文学史的一个显著现象是 文学的意识形态化,“五四”时期短暂的自由氛围转眼便烟消云散,文学自觉或不 自觉转变成党派的工具,作家自觉或不自觉改变立场成为党派中人。特别是新文学 中的左翼作家,不仅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当成解释生活的信条,当成观 察生活的唯一角度,而且更将作家组织化,致使作家的思想、生活、写作都置于一 个非个人的机构的统制之下。就像本土传统的写作易于屈就都市商业的压力一样, 新文学传统的写作在“五四”退潮之后便屈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文学成了意识形 态、政治权力的婢女,这是一个事实。从二十年代后期,经过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和 四十年代延安文学到五十年代直至文革结束,前后六十馀年时间里,文学就像得了 不治的绝症一样,在意识形态的统制之下奄奄一息,了无生机。

  金庸的写作与新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五、六十年代,文学的 写作万马齐暗,大陆作家纷纷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金庸在香港一隅保持了文学 的自由精神,这是极其可贵的。他像他笔下虚构出来的武侠英雄一样,凭著一身胆 识、一身武艺,敢爱敢恨,无拘无束,堂堂正正做事,本本色色做人。假如我们追 问金庸何以写得出如此脍炙人口的作品,那答案自然在除了文学的本领外,还在于 他对文学的这种信念。伟大的创作无不根源于自由的精神。当然,或许有人会说, 金庸生活于人身自由度较大的香港,政治生态环境不至于如当时大陆那般恶劣,写 作自由本来就存在。这只是一个大体上的事实。应当注意到,社会体制赋予的写作 自由并不等于文学的自由精神。在一个充分商业化的社会,束缚精神的压力,较少 来自政治,但更多来自商业利益、大众趣味,来自心灵的自我束缚。不错,金著武 侠初刊报纸时就获得了读者的喜爱,但他正当写作的盛年便决定封笔,放弃了巨大 的后续商业利益,又费时十年,全面修订已刊作品,这在武侠小说史上也是仅此一 例,足见金庸对文学的信念。六十年代初,因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引发难民潮;六十 年代中期,因红卫兵运动引发左翼学潮、工潮。查先生其时主持《明报》,持论均 逆潮而上,他成了众矢之的,受到人身安全威胁而处之泰然。这种“虽千万人吾往 矣”的勇气与信念,既见于他的做事,也见于他的写作,而这正是自由精神的体现 。作品所写,不必尽是作者的经历,然必与作者的品质精神息息相关。我们在金庸 作品中体会到的独立不拘气息、任情自由的精神,正是金著武侠成就的因由本身最 好的注脚。

  金庸写作的自由精神,不仅使他的小说能够以自觉自创的文体把本属于俗文学 的武侠小说提升到与新文学同等的严肃文学的水准,而且使他的小说在审美内涵上 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单维现象(只有“国家、社会、历史”之维),增添了超验 世界(神奇世界)和内自然世界(人性)的维度,使“涕泪飘零”(刘绍铭语)的 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另一审美氛围,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缺少 想像力的弱点。而在描写“国家、社会、历史”维度时,又用现代意识突破狭隘的 “民族——国家”界限,消解汉族主义,质疑了通行的本质化了的“中国人”定义 ,使得金庸小说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梦想。

  缔结现代白话文的宝库新文学产生于社会中上层的知识圈子,它的使命是启蒙 ,尽管它的意图是使社会大众都懂得新思潮,接受新思潮,但事实上却无法做到。 新体白话文与社会大众依然是悬隔的。这不仅仅因为语言问题,而且是价值观念的 问题。新体白话文在整个二十世纪都只能在知识圈子发生影响而难以深入社会大众 。二、三十年代新思潮的先锋如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热烈提倡民谣,三、四十 年代又有“大众形式”探讨以及延安文学的产生,但这只是体现了中上层知识圈子 对社会大众的“入侵”,并不等于社会大众本身的“承认”,悬隔的问题依然未能 解决。五十年代之后,新思潮不再新了,社会主流思想趋向单一,新体白话又有了 它的变体。但是,总而言之,新体白话文始终改变不了舶来的毛病与高高在上的社 会身份。如果说新思潮及其主导意识形态对二十世纪社会进程还有重大正面作用的 话,那么,它们的语言表述——新体白话文——对民族语文的建设则没有留下太多 有价值的遗产,至少它们的语言遗产不像它们声称的那么多。

  其实,二十世纪文学的白话文努力还来自另一方面,这就是本土传统的文学。 它们没有大事声张要建设什么“国语”,也没有宣称要建设什么文学,因为这一切 都是不言而喻的。白话文学的读者自宋元以来一直是社会大众,大众使用的语言、 大众喜好的形式、大众认同的趣味,与白话文学保持著最密切的关系。明白了新体 白话文的缺陷,明白了悠久的白话文学的语言取向,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探讨金庸 对二十世纪白话文的重大贡献。他不但是本土传统在文学上最为杰出的代表,而且 也是本土文学对白话文作出最大贡献的作家。清末民初的时候,本土文学的白话文 虽然也有清新自然的,但市井气味较浓的不在少数。没落的才子在都市里舞文弄墨 ,文字自然矫情做作。到三十年代,这种情况逐渐改观。例如张恨水小说的白话文 ,不但能流畅地叙事,也能自然地描写。金庸小说的白话文,承继了这个语言传统 接近社会大众的特点,去除了它们在早期矫情、俗艳的毛病,丰富了白话文的表现 力,缔造了一个现代白话语文的宝库。与新体白话文相比,它没有各种各样的“腔 ”,既没有欧化腔,也没有社论腔,纯然是道道地地的白话。在各种文化相互冲突 和交流的时代,知识分子都为如何保持民族价值观和跟上时代潮流而煞费苦心,二 十世纪文学语言的选择同样烙上了知识分子努力的印迹。新体白话文是新文学作家 交出的一份答卷;金庸小说的白话文是金庸交出的另一份答卷,同时也是本土文学 作家中交出的最好的一份答卷。两者的孰优孰劣恐怕还会有争论,但是无疑金庸的 白话文比新体白话文负荷著更多的民族文化价值。假如我们要从语言观察、体认、 学习汉语本身的文化价值,金庸的白话文肯定比新体白话文提供更多有益的启示。 金庸透过写作,不但提高了白话文的表现水准,而且在西潮滚滚的时代,在中国文 化价值备受挑战的时代,用他一以贯之的语言选择承担了重振民族文化价值的使命 。

  金庸对武侠小说的贡献是人们谈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武侠小说的成型是在 清代,到了民国年间有了大的发展,被称为旧派武侠。旧派武侠在叙事描写、塑造 人物上都有可观的成绩,但它们的最大不足在欠缺表现人性。金庸对武侠小说的最 大发展是将非现实的武侠题材同探索人性结合起来,于无处可寻的江湖看出社会, 于无处可见的英雄大侠读出丰富无比的人性,于神奇怪异的功夫显出文化特徵。在 他的笔下,武侠小说既有娱乐趣味,又有深入严肃的思考;它的题材纯粹是文学传 统的产物,但在荒诞不经的想像里又蕴含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金庸将武侠小说带 入了全新的境界,被公认为新派武侠最杰出的作家。武侠小说大概会为锺情于它的 作家一直写下去,如果我们不能断言后无来者的话,那么说金庸武侠的成就属于前 无古人之列,应当不是什么夸张其辞。



[本日志由 chun 于 2008-05-20 11:52 AM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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